承接上文：〈專訪洪為民教授：香港創科發展有什麼優勢與機遇？〉
創新科技不單是環球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目前，為配合國際環境和國家的「十四五」規劃，香港面對種種挑戰。如要把創新科技發展成為產業，便需要配合其他服務行業，考慮人力資源配套，優化教育制度，改變僵化的公共行政制度，促進以人為本的創新，將當前的社會及環境挑戰，轉化為成長的正能量。筆者有幸能跟洪為民教授訪談，探討香港創新科技領域的挑戰，感謝他的詳細演繹，並附以很多實例。
金融業過強、營運成本高
首先，洪為民教授坦言，最大的阻力是香港的金融業，好像一夥大樹，吸收了所有陽光、養份。回想起來，80年代有很多人讀工程等學科，可是90年代開始，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年輕人逐漸不愛選擇讀工程和科學等。
此外，一些計算機工程學（Computer 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的畢業生，往往被投資銀行以高薪酬聘任為分析員。委實，金融業吸納很多卓越的人才。此外，香港地少人多，租金、薪酬及其他相關營運成本較高也是一個問題。
發展創新科技 需要大量工程師
第二，洪教授指出尖端的科學家仍屬少數精英，我們實在需要大量的工程師發展創新科技項目，以利創科成為經濟支柱。他投入產學研工作很久，研究過外國 （如德國、英國） 的不少成功案例。他表示，我們不能簡單的誤信，把科學家和企業家聯合在一起便能成就產學研項目，也不能單看資金和創新創意點子的結合。
其實，工程師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一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只顧探索和創新知識領域及解決問題等。如要將科研成果變成一個產業，需要工程師在過程中作微調，例如找最平宜、最安全、最耐用的物料、找到替代的供應商，這些是生產過程必須考慮的要點。
老闆們只投資在有潛質的製成品，在實驗階段的半成品很難找到投資者。舉例說，美國國防部有一個圖表，由0至10，大學只做0至3的階段，然而老闆們傾向在後期，如第7至9階段才開始投資，第10階段已是製成可供銷售的產品。很多初創公司通常在俗稱「死亡峽谷」（Valley of Death）的階段4至7結業。在外國有投資公司專門投此階段的初創公司，英國一家上市公司IP Group便是專門做此範疇的投資。美國也有，唯香港沒有。可幸，政府現在也做一些措施，支援這些公司，因香港風險投資者不大考慮早期的初創項目。
香港市場小
第三，洪教授認為香港的市場實在太少，若產品只做本土生意，生存也成問題。如果要進入海外市場，則需要面對很多挑戰。香港沒有互聯網（Internet）巨頭，沒有阿里巴巴（Alibaba）、亞馬遜（Amazon）、騰訊（Tencent），原因很簡單，我們未能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舉例說，早年OpenRice由一位26、27歲的年輕人創辦，他們經營困難，需要另外接一些科技項目去支援這家初創公司，但成效不章，因他們只做香港市場。反之，中國大陸的「大眾點評」明顯模仿OpenRice，卻取得成績。最後，OpenRice賣了給新加坡企業JobsDB的老闆（JDB Holdings Limited）。
現實的工商界、初創界中有不乏這些例子，若只做香港市場是很危險的，這些是客觀的問題，還有一些主觀的問題。
教育、社會文化窒礙創新
第四，洪教授認為，香港的教育和過去30年的社會文化，並不鼓勵創新。本港是一個講求穩建的地方，我們喜歡按部就班，行之有效，低風險，所以很難創新。香港人沒有容錯的心態，若有錯失，便需離職。故無論政府高官或私營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均不愛創新。昔日，在香港容易賺快錢，更加不會考慮創新。洪教授更詳盡分享下述例子：
- 以前中國內地的銀行很守舊，自從有了「支付寶」等金融科技產品便被迫創新，例如現在銀行轉脹不用收費。以前的銀行交易則費時失事，拖幾天的時間。當今則可即時過數及不收費，是因為有競爭。香港是一個很穩建的社會，容易固化，和阻礙創新。
- 80年代，新加坡曾派員來學習香港，了解為何香港人愛做老闆。當年，香港人愛創業。反之，很多新加坡的年輕人選擇做大企業的高管。現在則剛剛相反，香港很多人選擇做公務員、醫生，沒有人想做馬雲。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過去嘗試創新的人頭破血流，創新不容易成功，故大家不支持創新，家長也覺得打一份工，薪高糧準便可。
洪教授從教育層面分析，年輕人多具好奇心，愛創新和嘗試新事物，這是人的天性。他批評我們的教育和社會文化厄殺創新創意，如過於着重訓練學生背誦所謂正確答案。教育改革之後，已有一些進步，但我們的教育仍未能做到以啟發思維為主。
創意是不能用傳統方法教導的，只能啟發和培養。香港傳統的學校不及國際學校，人家資源豐富，不用設框框，在中學之前是沒有考試的，老師可以透過平日的觀察評核。整體來說，香港教育制度不鼓勵創新！香港社會的文化反創新；可幸，現在開始有改變。
此外，有關反創新的社會文化，洪教授還列舉了不同範疇的事例：
- 他以前曾當過政府部門的供應商，批評招標文件有一句條款，說明要”a proven system that has been applied in a similar environment before”（之前已在類似環境中應用過和已經驗證的系統）。這一句條款的要求反映政府部門招標的邏輯講求穩健，這便難以創新。
- 香港的法律制度更新速度緩慢。洪教授指出Electronic Transaction Ordinance（《電子交易條例》）在2000年立法，2004年更新了一次，至今仍未有最新修訂。他坦言2004年還是用諾基亞電話的年代，現在用iPhone的世界已不同了，但法例仍舊沒有更新。雖然現正在更新相關法例、條款，但慢了許多！
- 歐洲有一個小國叫愛莎尼亞，只有140萬人口，同一年和香港出電子身份證，他們做得非常之好。洪教授曾安排香港政府官員去探訪，並參觀智慧城市。後來，其總統科技顧問來港探訪，洪教授安排他與香港政府官員，包括科學園和數碼港的要員，一起飯敘。飯局後的會談，香港官員不斷問：「為什麼愛沙尼亞可以做到私隱、銀行帳户和電訊數碼等，連結暢順，非常方便？」 那位官員給予一個很簡單的答覆：因為愛沙尼亞窮，小國寡民，沒有資源，平均官員很年輕，總統也只有40多歲，沒辦法做多套系統，故力求簡單。反之，愛沙尼亞官員不明白，為什麼香港做官員要如此深究。此例子反映過去香港人的創新心態不足！
- 洪教授曾安排內地及香港交通管理人員互訪，並曾到江門參觀交通控制中心，他們的設備比香港先進。早年洪教授經常安排內地官員參觀香港運輸處控制中心的系統，當時我們很先進。但因為政府機制規限一般設備要7年才可更新，現在變成很落後。洪教授指出現代社會講求速度，舊制度實在不合時宜。
結語
創科是現屆香港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唯我們面對數字經濟、人才、市場、教育及社會文化等挑戰。筆者觀察，我們應掌握當前創科生態的形勢，為未來作好部署，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2022年底推出《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正合時宜。洪為民教授指出，我們不能單單只從通訊、人才及教育基建、產業生態文化等方面着墨，也不能單單只看新能源汽車、半導體晶片等數個例子，也需要有一個更精密的產業布局，以配合北部都會區、8大中心的發展需要。創科生態發展，不單需要官產學研的合作，也需要把融資渠道做廣、做大、做強，洪教授認為香港的特色就是能夠匯聚本地、內地、國際資金，能把企業立足大灣區，面向世界市場（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