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的幾篇評論中，筆者一直在指出，如果中央冀求根本地解決香港問題，它必須認清問題肯定不止是房屋或收入再分配那麼簡單，亦肯定不止是單純的政治與經濟問題，而明顯是個體制問題。而事實上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中的最大「得着」，就是讓各界認識到「問題喺個制度」，這是多方罕有的共識。
新自由主義實現「通往奴役之路」
筆者也曾提到，只有裙帶資本主義這個病徵，才足夠大範圍覆蓋到香港的體制問題，而背後主因相信是由北京所加持與加劇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事實上，當全球不少國家都相繼因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而導致政權更迭或民粹運動的時候，對於直至2019年連續25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任誰也不會相信它沒有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強烈影響。
熟悉波蘭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的朋友，甚至認為回歸後的一系列政經發展，很大程度與波蘭尼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吻合，也就是由上而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被激起的「反運動」（counter-movement），由下而上為免受到市場化和新自由主義侵害的社會自我保衛運動。
說到波蘭尼，就不可不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祖師，海耶克站在波蘭尼的對立面，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海耶克對實行政府管控的計劃經濟發出警告，認為此舉必將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迫、獨裁暴政以及個人被奴役。
筆者也同意海耶克主張自由市場競爭優於強制性規劃，但這並不表示人們只能從兩個絕對當中選擇一個──海耶克這種論證令他成為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最重要奠基者，到了晚年甚至提倡廢除民主制度，以確保經濟和公民自由不受干擾。所以不少人原本為了不踏上通往極權的奴役之路而堅持民主自由，但到頭來卻在經濟面上由於新自由主義而遭到奴役，連帶自由民主制度也一併被削弱，這可是對海耶克及對《通往奴役之路》深信不疑的人的最大諷刺！
從新自由主義到威權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最大問題，是它只是一套以自由和市場為名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綱領，實質上卻與自由和市場關係不大，目的是為了將社會結構與關係重新概念化和編排，使制度更符合全球資本與金融的邏輯，並將一切可能的政治及社會干預排除在外。這往往令一個地方最後只剩下殘缺的政治和功能失調的經濟，兩者之間更是隔絕的，可造成永久的政治癱瘓。
在新自由主義掏空一個地方的經濟、侵蝕其社會結構的同時，社會上大量工作與工種消失，製造出數量龐大，但背景不同的「失敗者」，而隨着社會衝突加劇，不受歡迎的政府亦只能訴諸更多的專制措施以遏制社會運動。
因此，一如海耶克晚年提倡廢除民主制度，以確保經濟自由不受干擾，我們今天正在目睹威權新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的崛起。這除了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使得政府漸漸為私利服務而變得不再那麼民主，並開始以「經濟必要性」的名義來實施立法改革的緣故之外，同時也與新自由主義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有關──近年新自由主義的利益相關者已放棄以前尋求共識的做法，轉而通過修改憲法和法律機制，降低民主程度，力求使政策避免受到社會和政治衝突的影響。
大家也應該知道，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其實就是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先驅概念或運動，加上《基本法》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香港不想成為新自由主義「天堂」也難。所以筆者有時會想，即使沒有中共這因素，香港也可能會自己踏上這條威權新自由主義之路，而從上文也看到，新自由主義利益相關者的做法，與中央自去年起的手法幾乎如出一轍。
新自由主義去或留的十字路口
中央此刻實際上須面對一個重大抉擇：假如它希望根本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的話，那麼它須藉這次改革香港體制的機會，盡可能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這當然牽涉到相當大規模的轉型，並且需要拿出新的制度設計才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央只求穩定和愛國者治港，不想再作出其他重大改動的話，那麼將出現的會是一種混合式的新自由主義（hybrid neoliberalism），那可能是一種由國家協調和管理的新自由主義，集合威權主義的治國手段及對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不難看出，以上兩個選擇是互相排斥甚至矛盾的：假如決意革除香港積弊，讓香港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機會是可一而不可再；但如果現在不改，則勢必導致一些問題尾大不掉，而且這種加強版的威權新自由主義亦必然牽涉到不良的副作用及高昂的社會成本，一個不好將重蹈回歸這20多年來的覆轍。
筆者個人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世上極少數拒絕向新自由主義妥協的國家之一，它才不會理會這些失效的教條和意識形態，因此最有條件幫助香港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北京切忌受到新自由主義利益相關者的蠱惑或被其他因素轉移視線，而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