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行旅之一——遊長崎、說歷史

長崎這個城市的歷史很豐富,是一個對外關係密切的港口,也是天主教早期在日本傳播的中心,有許多教堂、神學院,以及孤兒院。走訪長崎,似乎也步入時空隧道,串連起不同時代的歷史記憶。

長崎今天下着雨

前幾年的11月初,我們跑到九州去,目的在認識日本的文化歷史。而長崎,正是此行參觀的重點城市。

長崎是日本最早開放通商的港口,早於1570年代開始,就與葡萄牙通商,加上後來與荷蘭、中國的密切交往,造就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

大家一定不會忘記,美國曾在此地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導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事實上,這個城市的歷史很豐富,是一個對外關係密切的港口,也是天主教早期在日本傳播的中心,有許多教堂、神學院,以及孤兒院。走訪長崎,似乎也步入時空隧道,串連起不同時代的歷史記憶。

1549年8月,耶穌會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從馬六甲抵達日本九州的鹿兒島,在日本西南部展開傳教活動,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教士。他留在日本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年,但其他傳教士仍在日本繼續傳教,自此之後,不到一世紀,日本的信徒已達60多萬人。

聖方濟各‧沙勿略畫像(網上圖片)
聖方濟各‧沙勿略畫像(網上圖片)

1570年代的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受洗的封建領主大村純忠,曾於1580年,把長崎捐給耶穌會。可是,到了1587年,豐臣秀吉突然頒下驅逐傳教士的命令,並收回長崎。十年後,豐臣秀吉又下令,在長崎處決了26位外國及本地的天主教徒。至1862年,這26位殉教者被追封為聖人。

抵達長崎,已是黃昏時份,正下着毛毛細雨。晚飯後,見雨勢漸停,我們便向二十六聖人紀念館進發。這幢紀念館建於1962年,矗立在長崎市西坂的山丘上,剛好就在下塌的酒店附近。

二十六聖人紀念館及毗鄰的聖堂。
二十六聖人紀念館及毗鄰的聖堂。

沿着斜坡路,我們一行數人,走到紀念館,眼前出現的是一塊偌大的石壁,那就是紀念碑,壁上鑄有十字型的銅版,版上26位聖人的塑像一字排開,神情莊嚴肅穆,碑上刻有聖人的姓名。紀念碑背後即為紀念館,可惜我們來得太晚,紀念館的大門已緊緊關上,大家只能在碑後的大樹下徘徊,默默懷緬當年為教捐軀的殉道者。

二十六聖人紀念碑。
二十六聖人紀念碑。

紀念館由建築名家今井兼次設計,毗鄰的聖堂,設計者亦同屬一人。今井的建築風格深受西班牙著名建築師安東尼‧高迪的影響,聖堂上有高聳的雙塔,外牆飾以花磚,頗具西班牙風味,已成了長崎著名的地標。

眾人在附近蹓躂了一會兒,便匆匆摸黑走路下山,沿途休說人影,連狗吠之聲也聽不到。大夥兒默不作聲,帶着沉重的心情,返回酒店就寢。

走向和平不容易

踏足長崎的第二天,大清早起來,第一個參觀點便是當地的原爆資料館。

長崎原爆資料館
長崎原爆資料館

時光倒流70年,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美軍在廣島的上空,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城市在一瞬間被夷為平地。三天後,在8月9日上午11點02分,美軍再在長崎投下了另一枚原子彈,這個港口,亦瞬即化成廢墟。

原子彈投下之處,附近便是長崎最大的浦上天主堂,教堂被徹底摧毀,而正在舉行彌撒的神父和信徒全部罹難。

資料館內的展品,觸目驚心,有天主堂的廢墟殘骸、燒熔了的十字架,還有破碎的衣服、學生的飯盒,以及熔化了的玻璃瓶……似在訴說當時的慘況。

燒熔了的十字架。
燒熔了的十字架。

參觀完畢後,我們沿着入口處的階梯往山坡下走,走到原爆的中心地大廣場,廣場中豎立着黑色石柱的紀念碑。紀念碑的旁邊,就是浦上天主堂的遺跡,置身其間,氣氛顯得特別凝重。

浦上天主堂的遺跡。
浦上天主堂的遺跡。

和平公園就建在山丘上,公園內有一座巨大的和平祈念像,由長崎的雕塑家北村西望設計。微閉的雙目,似為殉難者祈福,右手指向天空,控訴戰爭的殘酷,左手向水平伸展,象徵和平的期盼,而盤坐的右腿,代表着冥想和安靜。雕像,表達了慈悲和關愛,祈求世人走向和平。公園內亦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塑像及紀念碑,為數亦不少,大家都期望向世界和平的目標邁進。

和平公園內的和平祈念像。
和平公園內的和平祈念像。

祈求和平石碑。
祈求和平石碑。

和平公園內的塑像。
和平公園內的塑像。

路透社在原爆70周年前夕,訪問了歷劫的老人家。他們傷心憶述當年的慘況,同時也憂心忡忡,恐懼這個因侵略而帶來的慘痛教訓,已被人們日漸淡忘。

長崎市的市長則於同年的8月9日寫下《長崎和平宣言》——「長崎市民和廣島攜手,為實現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與和平,將全力以赴繼續奮鬥下去。」

但願日本的執政者「真的知道當年的戰爭是一場侵略」,也期望人類真的能走上和平之路!

蝴蝶夫人的故居

日本德川幕府於1633年開始,長期採取鎖國政策,主要是為了禁教和貿易統制。1858年,鎖國時期結束後,長崎再次對外開放,吸引許多外國人前來經商,故有不少外國貿易商居於此地。

哥拉巴花園(Glover Garden)位於南山手山岡上,在幕府末期,這一帶曾經是洋人聚居的地方。它可說是一座戶外博物館,於1974年落成,展示以前居住在長崎的西洋居民的別墅。湯瑪斯.哥拉巴是來自蘇格蘭的貿易商,園中既有他的故居及庭園,亦有其他洋人的別墅遺址,是長崎西洋建築的集中地。

哥拉巴花園(Glover Garden)
哥拉巴花園(Glover Garden)

沿着山坡而建的電動步道,把我們帶進哥拉巴花園內。眼前的古老建築,正是三菱第二船塢的宿舍舊址,外面的陽台,僅靠八根柱子支撐着。接着,我們走到華克先生的故居,這幢明治中期的建築,主人是英國實業家Walker,他創立的日本釀酒公司是現今Kirin的前身。

隨後,我們來到自由亭舊址,這是江戶末期日本第一家開設的西餐廳,據說創立者是草野丈吉,他曾向當時在出島的荷蘭人拜師學藝。

一路走來,都是名人故居。林格為當時稱霸長崎經濟界的代表,他所經營的長崎飯店,更是當時亞洲一流飯店,林格故居是明治初期的木造建築。再往前走,奧爾特故居則是現存最大的西式石造建築,奧爾特據稱是長崎三大女傑之一,透過對外貿易,她將日本綠茶推向國際。

園中不能錯過的,自然非哥拉巴的故居莫屬,它不僅是日本第一座西式木造建築,也是園內最美、最具特色的一棟建築物。它於1863年落成,為無正門的三葉草型建築,後方還有個小花園。哥拉巴藉着造船、採煤和製茶貿易,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相當大的貢獻。

從哥拉巴故居遠眺,就能看到整個長崎港的景致。

從園中遠眺長崎港的景致。
從園中遠眺長崎港的景致。

意大利歌劇《蝴蝶夫人》,你可有聽過?這齣著名的歌劇,講述一位美國軍官與日本藝妓的愛情故事,就是以長崎為主舞台。而哥拉巴花園,則是傳說中蝴蝶夫人的故居,因此,園內擺放了兩個雕像,一為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另一則為日本著名女高音三浦環(Tamaki Miura),她曾因飾演蝴蝶夫人而名噪一時,同時也獲得作曲家的讚賞。

《蝴蝶夫人》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
《蝴蝶夫人》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

日本著名女高音三浦環。
日本著名女高音三浦環。

園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花卉主題,只不過這次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花兒可以欣賞。不過,園內所有故居都各具特色,而且也能呈現那個時空的樣貌,無論是建築群本身的設計,以至其內部的擺設和展品,都有一定的可觀性。

殉教者的天主堂

從哥拉巴花園走下來,旁邊就是大浦天主堂,這所教堂的正式名稱,是「日本二十六聖殉教者天主堂」,最初為法國傳教士,據《日法修好通商條約》所建,於1865年竣工。天主堂位於山坡上,面對着西坂山丘的殉教地,最初為木造建築。當時的教堂,造型美觀特別,有三座歌德式尖塔,教堂的正面帶有巴洛克風格,而牆面的塗飾則散發出日本傳統的味道。

大浦天主堂外觀。
大浦天主堂外觀。

大浦天主堂(1865)。(網上圖片)
大浦天主堂(1865)。(網上圖片)

至明治時期,在1875-1879年間,天主堂進行大規模的擴建、改建,外牆改為磚砌,建築完全改為哥德式的風格,與早期的造型相比,變化很大。大浦天主堂,如今已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歌德式教堂,洋溢着中古世紀的歐洲風情,屬日本國寶級的建築物。

教堂裏面,原來鑲嵌着的法國彩色玻璃,已有百多年歷史,不過,大部分已在原子彈爆炸中遭受嚴重破壞,遊目四顧,一些復原的彩色玻璃夾雜其中,陽光透過玻璃照進教堂內,不僅照亮了教堂,也照亮了我們的心。

大浦天主堂的內部(網上圖片)
大浦天主堂的內部(網上圖片)

由於訪客與日俱增,為免受到干擾,該教堂所屬的大浦教會,在教堂入口石階下方的小廣場旁邊,於1975年另建一所新的教堂,供堂區作彌撒等儀式之用。

教堂的旁邊,亦有一所小型文物館,展示大浦天主堂的歷史及文物,反映了當時日本對外的貿易和外交政策。

孫文的生死之交

這個區域,原是日本政府開放給外國人居住之地,仍保留了許多西式建築,例如舊香港上海銀行長崎分店紀念館。這座建築物本身已有過百年的歷史,是長崎市現存規模最大,也是區內最古老的石造西洋建築。

行行重行行,最大的驚喜,莫過於參觀紀念館時,竟然看到了一個特別展覽「11月是孫文與梅屋莊吉的友情月」,不少珍貴的歷史文物、圖片、書信……展現眼前,介紹孫中山先生和梅屋莊吉之間的深厚情誼。

孫文與梅屋莊吉的友情
孫文與梅屋莊吉的友情

梅屋莊吉(1868-1934)是出生於長崎的實業家,他在香港經營照相館時,於1895年,經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從此,二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梅屋曾受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影響,推崇自由、平等,痛恨歐美等國的侵略行徑,十分同情中國的遭遇,與孫中山有着相同的人生理想。梅屋為孫中山的革命熱誠所感動,承諾「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梅屋終其一生,都傾盡全力,在經濟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據資料介紹,除了經濟援助以外,梅屋還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幫助孫中山。在武昌起義期間,曾為孫中山攝錄革命的實況,製作紀錄片,亦曾為革命購置武器,並在日本培訓中國飛行員。

梅屋在東京有一幢二層高的日式小樓,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經常召集革命黨人來這裏聚會籌劃。梅宅成了「安全所」,可以躲避警察的監視和殺手的暗算,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孫中山等人的生命安全。

1915年10月25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東京結婚,婚禮也是梅屋夫人德子籌辦的。他們當天在梅宅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孫中山還藉此機會與梅屋結義為兄弟,宣誓為中國實現真正的共和而努力,同生死、共患難。

1913-1916年間,是孫、宋二人與梅屋夫婦相處最久、交往最深的時期。此後,雙方聚少離多,只在1918年有過短暫的會面,但他們一直都有書信往來,梅屋經常給予孫中山經濟資助和政治聲援,兩人雖相隔千里,仍有若比鄰。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溘然長逝,1934年11月,梅屋亦與世長辭。他在臨終前,留下遺言:吾人為中國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為恪守與孫中山之盟約。

梅屋莊吉,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他一直恪守承諾,不遺餘力地支持孫中山,以及中國革命事業。有學者用「一見如故,肝膽相照」來形容兩人的友誼。

何以一個日本人,會不離不棄,成為中國革命家的支持者?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頭縈繞不去。

日本九州行旅之一

馮珍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