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中共創建者李達（1890—1966）冥壽130歲，黨報《湖南日報》的紀念文章，稱他出身於貧苦農家。原來的「官腔」是「殘酷剝削農民的大地主」，現在則由「階級敵人」大地主變成「革命支柱」貧農。
適應「政治需要」而變戲法，是撰寫黨史、教科書常用的手段。如同擅長泥塑的工匠，愛捏什麼就有什麼。真正的歷史陳述，必須尊重事實。
中共創建者 辯證法專家
在中共高幹中，有兩位名人叫李達，武的李達（1905—1993）上將，陝西眉縣人，曾任二野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副總參謀長；文的李達，湖南零陵人（表）。
文的李達，早年留學日本，曾師從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日本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河上肇。
李達與「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是中共主要創建者。他又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的主導者，為中共中央早期宣傳系統的主管。後因與陳獨秀意見不合，於1923年退黨。
退黨後，他轉到大學界。先後在中山大學（廣州）、上海法政學院、北平大學、廣西大學，教授經濟學、哲學等課程。
1949年後，他先後任湖南大學校長（1950—1952）、武漢大學校長（1952—1966）兼哲學系教授。1960年代，兼任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院長。
他的著作，多為宣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一類，代表作有《社會學大綱》、《社會近代史》；影響最大的《唯物辯證法大綱》，曾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試用教材。
76歲被罰跪 吐血不救治
1965年底的《海瑞罷官》事件，揭開毛文革（1966—1976）的序幕，接着在文藝、學術界開展大批判。
1966年5月，毛下令公開清算「反黨」的北京三家村。中南局的陶鑄（1905—1969，第一書記，原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和王任重（1917—1992，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亦部署批判李達和武漢大學「三家村」。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陶、王下令公開清算李達，把他與武大黨委書記朱劭天（曾任陳雲的秘書）、副校長何定華，稱為武大「三家村」。6月中旬開始，武大發起數千人圍攻李達的大會。
李達是76歲的衰弱老人，患高血壓、胃出血，糖尿病也很嚴重，但仍被「批鬥、遊街、罰跪」。
8月病危時，還遭武漢大學黨委「積極分子」莊某等刁難，未獲及時救治。知情者的回憶錄透露：
「李達在臥室突然摔倒，仰臥在地，臉色蒼白，口吐鮮血，連血都噴到了牆上。監視人員不僅不去請醫生，反而斥責李達夫婦在耍花招。」（註1）
直到8月22日奄奄一息時才獲准入院，夫人石曼華（繼室）卻不准陪伴護送。兩天後亡故。這是狼性囂張時代常見的悲劇，在人性泯滅的日子，無辜者的生命價值是零。
李達死後第二天，武大校園有「憤怒聲討地主分子李達」的集會，負監視責的工作隊，抄了李達的家。王炯華的《李達評傳》透露，石曼華被趕出校長宿舍，「住入武大八區的一個陰暗簡陋的破舊房間，開始了邊被批鬥邊拉板車的生活。自此，她勞動改造六年半。」（註2）。
中南老左王 狠鬥老校長
李達病故前的6月30日，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以幾版的篇幅刊《武大戰鬥報》的兩篇長文：〈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揭露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王任重審閱此兩文並寫編者按語。
「積極分子」對李達的「批判」，是隨心所欲羅織罪名。
所謂三反，涉及1958—1960年的所謂教育革命，包括「拔白旗插紅旗」、大批「白專道路」。當時，武漢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劉仰嶠、書記劉真，逢迎毛和王任重的極左教條，提出不符校情、不切實際的方案（註3）。
李達曾在武大黨委會議上說過「糾正偏差」的話，呼籲不要打亂正常的秩序，不要由學生編講義，他說：「現在助教可以作副系主任、作教研室主任，荒天下之大唐。」
這樣的老實話，竟被扯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思想（三反）。
對毛的大躍進狂想，他也有另類意見，他說：
「現在連一黨之主、一國之首……都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國家要大禍臨頭了」（註4）。
編造漏網罪 醜化名教授
除了「三反」之罪，李達還有另兩大罪，一是1928年「叛黨」，二是「漏網地主」即階級敵人。
9月5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批李達文。其中〈李達的叛徒嘴臉〉、〈李達剝削農民的十大罪惡〉，極力醜化著名哲學教授李達，充斥謊言。
文章刊出時，陶鑄和王任重走紅政壇。陶已是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僅次於毛、林、周的政治局常委；較早前，他升為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主管宣傳系統，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王任重是文革小組副組長。在毛文革前，他們都是支持毛極左政策的「左王」。他們狠鬥的李達，則在8月24日亡故。
在極度集權的政體下，政治風暴多變。1967年初，陶鑄因得罪江青而失勢，王任重亦下台。
陶、王倒台後，武漢大學一批師生以「鋼二司」等平台為李達翻案，編印《李達問題》專刊，刊出長文〈陶鑄、王任重把李達打成「地主」是一個大陰謀〉（註5）。
這種翻案未獲毛認可，後來便不了了之。直到江青集團倒台4年後的1980年11月，李達才獲正式平反。
捏造糜爛史 配合大批判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報》的〈李達的叛徒嘴臉〉，稱他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應聲蟲」。
這是荒謬的，李達已在1923年退黨（1949年12月重新入黨），不再是黨員，怎麼是叛黨叛徒？
本文第一段提及的《湖南日報》紀念李達冥壽文，題為〈信仰堅如磐石偉業功昭千秋〉，卻稱他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理論家、著作家」。
兩相對照，暴露毛文革時的「搞臭」，實際是遠離事實的辱罵。
長期以來，官方歷史的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審定、人物的評價，服從於「政治需要」，往往是隨掌權者的意志而轉，即長官意志或家長意志的產物，「七一是建黨日」就是一例（註6）。
醜化李達是陶、王的長官意志，亦夾雜毛的家長意志。一言堂之下，難有真實的歷史。
在受批鬥時，李達多次表示：「說我是大地主大剝削者真冤枉，……全是捏造，在胡說八道，哪有這麼回事？」
從上述的文章比較，可看出編造歷史、搞臭一個人常用的兩種手段。第一，是捏造最恥辱的罪名，毛文革時是叛徒、內奸一類的「賤名」，現在是貪污；第二，是生活糜爛、私德差，毛文革時是亂搞男女關係，現在是嫖娼或找三陪女。罪名雖不同，目的同是「搞臭、鬥倒」。
按政治需要 編造假歷史
李達被「大批」和「搞臭」，一是1928年「叛變投敵」；劉少奇、彭德懷也扯到「叛徒內奸」或「裏通外國」；二是剝削農民的大地主，「一貫賭錢打牌」，「吃喝嫖賭，荒淫無恥」。這都是假事。
54年前的〈李達的叛徒嘴臉〉，稱李達「胡吹自己是……黨的創始人」，這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培育的中國共產黨的莫大侮辱」。事實是：李達確是主要創始人，毛在中共一大只是配角，未坐到「核心」之位。
54年後的紀念冥壽文，雖未稱李達是創始人，但說他有創建之功：「是這個大事件的主要組織者和參與者，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貢獻。」
紀念冥壽文仍有未寫出的真相，但總算承認一些否定不了的事實。
事實是抹不掉的「存在」，卻往往入不了「正史」；編造的東西，卻在「正史」中。這是荒謬，但似乎已成了常態。歷史的真相，有待疏理、澄清、還原。
求毛救一命 未獲保護令
毛文革前，李達與毛有交往。1966年7月，他受圍攻時給來武漢「暢游長江」的毛寫信，曰：「請救我一命。」毛收到信後，於8月10日批示：「陶鑄同志閱後，轉王任重同志酌處。」
在李達請求救命的危急狀況下，毛沒有「予以保護」的批語，導致湖北的極左派加劇迫害。他的遭遇、章士釗的「蒙受皇恩」，真是天淵之別。
章士釗在被抄家後求毛「幫助」，毛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他即獲得特別護衛。毛因早年獲他資助，對他頗照顧，甚至派專機送他到香港與侍妾會晤；毛也「關愛」其女章含之，曾推薦她當駐加拿大大使。對於落難、命危的李達，毛卻寡情無義。
最近，有些毛派為毛辯護，說他對李達冤案不知情。這是謊言，黨報、電台點名清算李達「聲勢浩大」，指其為「武大三家村」黑幫，他哪裏會不知情？他的袖手旁觀，有借刀殺人之意──任由地方的極左派把李達折磨致死，這是他對待「同志」慣用的政治手段。
註解：
註1：湘人：〈文革中的李達與王任重〉，《炎黃春秋》2006年2期，頁7。
註2：王炯華等：《李達評傳》（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頁489。
註3：同2，頁370。
註4：《文史精華》2005年4月總179期，頁25。
註5：《李達問題》（武漢大學鋼二司）1967年10月第3號，1、2版。
註6：丁望：〈中共成立95年建黨日非七一〉《信報月刊》，2016年7月號。
後記：在《信報》〈思維漫步〉專欄，曾發表兩篇關於李達之拙文，現將兩文合併整理、補充新資訊、修改並附表，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