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4月20日「灼見名家」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新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建立戰略規劃能力〉一文。在4月29日，李先生在宣讀他的政綱時提到，他將會「強化政策研究和統籌能力」。有報道說，李先生是要重新建立中央政策組（CPU）。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提到，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如他說的那樣，受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新冠肺炎疫情、氣候問題、科技以及俄烏戰爭的影響，香港面臨着諸多不確定性，分裂與融合同時存在。在香港內部，人們仍然需要面對2019年修例風波的後果、疫情困擾，以及長期存在的住房、教育、社會向上流動性不足等問題。
中國經濟模式 重在不斷試驗
自2020年起，香港開始將自己的規劃和目標與中國大陸的國家規劃相互結合。中國具備在中央和地方兩級，都可以良好運作的規劃體系和能力，然而香港在這方面沒有可以與之對應的政府部門或組織。
某些評論者們不斷聲稱，這種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是「計劃經濟」，並批評它並沒有以市場為導向。但這是錯誤的觀點。雖然中國這種規劃方法起源於前蘇聯，但它已經演變成另一種非常不同的體制。與蘇聯不同，中國孕育了大批的企業家和民營企業，他們通常會根據市場經濟的原則，以及透過了解國家政策進行投資和經營。地方政府亦與中央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來支援當地民營企業的發展。許多跨國公司也從這種模式中受益。
在過去40多年的中國政治開放中，按照「有中國特色的3層經濟發展模式」揉合了政府規劃和市場力量的優勢，中國在經濟市場方面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除了政府和市場、企業的揉合之外，這種做法關鍵在它能容許不斷的實驗和按實驗結果來進行調整。這是「以結果為導向」的一個恰當的範例。
香港規劃須考慮中國及世界格局
CPU成立於1989年英國統治香港時期。1997年香港回歸後，CPU仍然保留了下來。在董建華先生當特首的期間，我曾擔任CPU的非全職顧問。當時的CPU非常注重從香港的普通民眾那裏獲得對政府政策的反饋。雖然達不到應有的戰略高度，但它還是能夠從政府以外的專業人士那裏，收集到一定程度和水準的戰略思考。今天，如果僅僅只是簡單地複製舊CPU的模式，將並不能滿足香港今天和未來的戰略需要。「新CPU」應該涵蓋更廣泛的、更具有戰略性的香港特區議題。
下一屆香港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是重塑戰略規劃能力，打破各部門之間的壁壘，並且應該在規劃香港特區自身戰略的過程中，將中國內地，以及全球宏觀的背景影響考慮在內。特區政府還不應只進行短期、以政策局為主導的規劃，而應該同時解決跨職能邊界、複雜的長期問題。
戰略規劃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更是一項專業能力。戰略規劃始於對問題的明確定義，以及對需要做出選擇的來龍去脈的深入理解。下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建立起一個恰當的戰略規劃組織，並招納能夠勝任這份工作的人才。這個小組需要與中國內地有關部門（特別是國家發改委）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與公眾的互動是了解社會動態的重要來源之一，因而，這個戰略規劃的團隊應當深入到當地的社區與基層中。同時，它亦需要與本地、內地以及全球的關鍵意見領袖、智庫保持密切聯繫。因此，這個團隊的關鍵人物不僅需要在戰略思維和戰略分析方面訓練有素，而且需要能夠巧妙地用其他人可以理解且欣賞的語言，來表達複雜而且更有深度的見解，特別是面對國際上有影響的機構或個人。
地方政府須扮演積極角色
事實上，儘管香港回歸已經快25年了，香港特區官員對於中國內地的治理體制，特別在產業發展規劃方面的了解甚為乏善足陳。許多官員以為，在內地任何事情都是「阿爺話事」，仿佛在上面一個人或一小撮人便能令所有事情發生。
內地的產業規劃雖然往往是內地中央政府制定大方向，但地方政府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積極的地方政府會扮演引導投資者的角色，往往透過地方引導基金投資於初創企業，向它們進行孵化，透過當地政府成立的生態系統，協助初創企業快速成長，並於適當的時候退出投資。
深圳在這方面是佼佼者，據立法會議員洪雯女士的研究，深創投是深圳市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出資，於1999年成立的。深創投採取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方式，積極引導資本培訓初創企業。截至2022年3月，深創投已投1440個項目，居內地創投行業之首。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出資成立深投控，屬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並以科技金融、科技園區、科技產業為投資目標。2020年成為深圳市售價國企世界500強企業。
而洪女士亦建議政府化被動為主動，撥出未來基金中的一定份額，設立一個由香港政府直接參與的創投機構。在資本構成方面，可納入部分「香港增長組合」及其之下的「策略性創科基金」和「大灣區投資基金」。若採用混合所有權模式，可以邀請國內、國際頂尖投資機構戰略合作，力求股權結構多元化、管理團隊國際化。
在投資標的方面，應該聚焦對香港長遠發展具戰略價值的創科產業、製造業及其他能豐富本地經濟結構的新興產業，覆蓋從初創期到成長期的企業全生命周期，既孵化本和培育本港優秀企業，也吸引境外企業來港，為香港經濟開拓新的增長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不過，在做這方面的決定前，相關政府必須對該議題進行詳細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提供詳細的可行方案。沒有類似「新CPU」的規劃機構，是很難有效、及時做到應有的設計和決定的。
新CPU須建立自身的生態系統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在現在（和過去）的相關特區政府團隊裏，實際上放了多少精力去分析和了解，更不要做出預判，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局勢對於香港本身的發展有什麼影響，以及我們的發展和應變戰略應該是什麼？
過去數年間，中國推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這些政策將會指導中國在未來的發展、它和國際，特別是區域夥伴的關係。我們有沒有研究過，共同富裕、雙循環經濟政策、科技創新、鄉村振興、綠色經濟/碳中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等重要政策對香港的含義是什麼？還有「一帶一路」、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和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等區域性甚至跨大洲的倡議或協議，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從全球局勢來看，俄烏戰爭、新冠疫情、中美博弈、戰後世界新秩序的可能場景，香港又應如何事前作出適當的部署呢？特別是地緣政治的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關係之間的演變，將會對香港以及中國有什麼影響？
政府必須深思熟慮，有一班人全職地去觀察、思考、研究和不斷地作出對香港、大灣區乃至中國最恰當的判斷。這是一份全職和專業的工作，需要透過多類渠道收集信息和進行分析與溝通。換句話說，這組織部門必須建立它本身的「生態系統」。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中國的規劃演變的歷史是市場與政府邊界調整的歷史。香港擁有有效的市場，過去缺的是有為的政府，但政府如何有為，需要從大歷史、大的體系去考慮，香港需要大格局。
香港市民對新一屆的特區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因而，建立一個能夠超越舊CPU戰略規劃能力的新CPU應該成為目前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