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鄒至莊：經濟學滄海桑田 同學應靈活發展

鄒教授太謙虛了。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的鄒教授，著作等身，30歲已發明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中的「鄒氏檢驗」（Chow test），成為經濟學生的必修課題。半世紀以來，他先後擔任蔣介石、蔣經國、趙紫陽、江澤民等兩岸領導人的經濟顧問，曾獲評為全球十大經濟學家之一。普林斯頓大學更破天荒以在世教授的名字，把計量經濟學研究計劃命名為“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鄒教授曾就讀於香港的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是比我大65年的師兄！），後來在澳門接受過教育。他大學本科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經濟學和政治學，然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研究院深造，師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在鄒教授的學生年代，經濟學中的數學工具並不流行。「當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很多經濟系的研究生連微積分都不懂。在主修經濟學的本科生中，我是唯一學過微分方程的人。那時有些經濟學教授也不識數學！」

「我1951年在康奈爾本科畢業，對計量經濟學很感興趣，但只有一間研究院有計量經濟學課程，就是芝加哥大學，可見當時計量經濟學是多麼偏僻的學問！」然而，在鄒至莊教授等健將的帶領下，計量經濟學今日已發展成經濟學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方面，數學分析亦在上世紀40年代開始萌芽。鄒教授表示，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演化，「今日經濟學研究生所需的數學知識比讀工程的研究生更多！」

鄒教授特別指出，雖然上世紀中的很多經濟學家都不太懂數學，而數學家們又不懂經濟，卻曾有兩者合作而成大學問的故事。例如經濟學家 Oskar Morgenstern 提出了博弈論的經濟概念，數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則用數學推導出理論成果，兩人在1944年合著了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這部博弈論的開山之作。「沒有 Morgenstern，就不會有這本書。但如果拿著書裏的算式去問  Morgenstern，他不是太懂的！」鄒教授笑道。

當問到佛利民有什麼特別的教學方法時，鄒教授馬上說：「你要問這個的話，訪問永遠都完不了！」但總而言之：「佛利民教了我思考的方法。他總能用簡單的方法看透複雜的問題。」此外，佛利民在方法論（methodology）方面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推崇，也對鄒教授有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面，海耶克（F. A. Hayek）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了一系列關於方法論的研討會。據鄒教授憶述，與會者包括佛利民、統計學巨匠 L. J. Savage、物理學大師費米（Enrico Fermi）等等，但研究生中則只有鄒至莊和後來拿了諾貝爾獎的貝克（Gary Becker）兩人出席。海耶克的著名論斷是「科學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他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不能同樣套用在社會科學中。

但鄒教授接受了佛利民的觀點，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跟自然科學一樣，都是先提出假說，然後用數據進行比對，而非像數學般從公理系統出發，純粹邏輯推論或辯證。我問道：「那麼為何自然科學通常有比較一致的共識，經濟學卻有這麼多學派呢？」鄒教授指出，其實經濟學已形成了不少普遍的共識，並成為基礎課程的內容。我忍不住挑戰他：「但還有奧地利學派呢？他們跟現今的主流課程大相徑庭啊。」鄒教授一句便“KO”了我：「今時今日，奧地利學派只是讀經濟史才會學的！」無論如何，經濟學是最年輕的科學，真理在未來的日子必會愈辯愈明。

談到教育哲學，鄒教授認為不同人有不同的特長。強迫所有學生都讀統一的課程，並非最有成效的做法。「如果叫貝多芬、莫扎特或畢加索去考統一的數學公開試，他們可能會不合格！胡應湘也是個很聰明的人，但他當年在這裏（普林斯頓）讀本科時修了一些經濟學課程，分數不高！但他讀土木工程和做生意則很出色。」鄒教授也同意，在美國高中和大學實行自由選課的學分制，比亞洲地區的統一課程更能靈活發揮學生的潛能。

鄒教授對有志讀經濟的年輕人有什麼忠告呢？「如果有機會來美國上大學，首兩年不用選定主修科目的話，不妨多接觸不同科目的課程，發掘自己的興趣──可能你原本想讀經濟，結果發現更喜歡化學呢！」鄒教授認為，廣涉不同的學問，除有助找到自己的真正志願外，亦可能對將來的專業大有幫助。「我本科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主修生。我成為經濟學家後，擔任兩岸領導人的經濟顧問時，往往要考慮政治上的情況和可行性，從前讀政治學培養的政治觸覺便派上用場。」但鄒教授不忘補充：「領導人的政治比我厲害得多，當然不用我教他們政治了！」

下篇，鄒至莊教授將談及中國和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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