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建校六十載重思大學的使命──「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源起

編按：2023年，香港中文大學迎來60周年校慶。值此重要時刻，當反思大學使命──「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歷史意蘊與時代價值。大學圖書館藉此難得機會，舉辦紀念展覽，展示館藏中日益豐富的西方漢學珍本，並出版圖錄記錄了展出的藏書。本社獲授權轉載圖錄導言，現分兩期刊出，以饗讀者。

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6年後，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1912-1991）在他的第一份《校長報告書》中，生動地描述了中大的創校歷史及其持續的使命：

中文大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把中國教育的不同支流兼收並蓄，容納於同一組織之中。這些支流代表國立大學的儒學背景、基督教大學的西方宗教思想，以及本地學院服務社會的觀念。三者的交融匯合，產生了優良的，多姿多采而責任重大的教育環境。⋯⋯ 目的是把現代社會科學的調查與分析方法，應用在中國及東亞地區發展的研究上。尤其重要者，中文大學鼓勵學生與學者培養新的「敏感性」與新的「方法學」，使他們對傳統文化遺產的基本價值及地區性的問題，有獨到的看法。有了新的看法，再進一步將傳統文化的價值結合現代世界加以探討及評價，闡明它在文化交流中所佔的地位。因此中文大學是一座雙拱的橋，把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互相連接起來。（註1）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將在2023年迎來創校60周年華慶，雖然時移世易，但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初衷不改。有鑒於此，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和歷史系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下，舉辦了是次紀念展覽──「融會中國與西方」。

此次展覽具有多項目標。首先，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機會，既省思這一里程碑時刻的重要意義，亦思考大學使命的歷史與當代價值，尤其是使命中的後半部分──「融會中國與西方」。其次，圖書館的珍藏雖以中國古籍和手稿為核心，但也可藉着這次難得的機會展示館藏中日益豐富的西方漢學珍本藏書。

實際上，近年來館藏中陸續加入一批相當珍貴的早期漢學作品，包括16至19世紀歐洲印刷有關中國的書籍。其中不少由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知名耶穌會傳教士撰寫，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在傳教的過程中深入接觸中國近代早期的社會和文化，幾乎以一己之力創立了近代漢學。隨着傳教士漢學家的著作傳回歐洲，關於中國的歐洲書籍愈見詳盡博學，對中國的知識也迅速增長。這得益於日漸增多、愈加先進的印刷廠，製作的版畫也愈來愈精確複雜，成為新書的插圖。西方對中國的興趣長久而深遠，而這段充滿活力的早期歷史正是此次展覽的主題。

中西大分流成長青議題

雖然香港中文大學創辦於1963年，但若不考慮上世紀中國與海外知識界的發展，則無法理解大學使命中「融會中國與西方」之源起。在這些變化之中，許多皆是針對中西「大分流」的回應，此即歐洲透過工業化、市場發展和制度改革，擺脫了近代早期的貧困陷阱。（註2）歐洲的經濟、國家和社會因此得到快速發展，從根本上動搖了勢力的平衡，令世界其他地區的精英階層震驚不已。誠然，二戰後幾十年來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這些流變也因而顯得似乎只是短暫的波動，而非對世界各民族、地區之間深層差異的反映，但對於19世紀、20世紀初的許多人而言，大分流無疑體現了內在固有的「文明」差異。因此，在落後於歐美的地區，如何充分理解這些文明單位及其國家子部分（national subcomponents，這一時期的另一項「發明」）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課題。他們主張將適度的地方傳統與西方創新相結合，企望建立強大的國家和社會，足以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競爭。同樣，西方學者亦自覺有必要以文明與國家的語彙，來詮釋他們最近在世界舞台上的連連鴻運。

當然，這些論辯的術語（如「西方」、「中國」等等）是專屬於這段國家建設的狂熱時期。事實上，在19世紀末之前，把西歐（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等）和北美（美國、加拿大）統稱為「西方」的做法，在歐洲語言中並不普遍；中世紀與近代早期的措辭則更多採用「基督教世界」、「歐洲」等詞。即便是像「歐洲」這樣不證自明的字號，依然在「歐洲人」中爭議不一。「歐洲」是一個大陸還是一種文化？西班牙和意大利以農業為主，能否與英格蘭、荷蘭一樣並屬於「歐洲」？其實，正如歷史學家尤根．歐斯特哈夕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言，如「西方」這類詞語，乃至更常見的「文明世界」，「與其說是空間劃分，不如說是在國際等級中的衡量基準。」這一用法延續至今，如日本、韓國均被視為事實上的「西方國家」。（註3）

另一方面，「西方」一詞在中國則相對歷史悠久。儘管早期「西方」一詞指涉印度，尤其是佛教，但在利瑪竇的年代，「泰西」和「泰西之學」的說法日益普遍。廣泛而言，此說法等同意指基督教與歐洲─伊斯蘭天文學，不過並不僅限於此；而在耶穌會士的筆下，佛教則成為「小西」的宗教。（註4）儘管這樣，在近代以前的中國，關於歐洲的知識依然相當貧乏。同樣在這一時期，「中國」一詞存在於非常特殊的知識背景之下。當然，這個詞在19世紀末前就已源遠流長，至少從周朝開始，「中國」就被用來描述統治中原的王權國家或王朝的中央權力。此外，「中」、「國」二字的結合，突出了中原地區文明核心與四夷邊緣地帶之間所感知到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對應着雅典在波斯戰爭後對「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區分。（註5）隨着時間推移，其他的微妙之意也自然而生。隨着1911年清廷倒台，此前以王朝名稱形容「大國」的做法亦棄之不取，「中國」成為了首選的代名詞，儘管國家的官方名稱並非「中國」，而是密不可分的「中華」。（註6）

從周朝開始，「中國」就被用來描述統治中原的王權國家或王朝的中央權力。（Shutterstock）

中體西用成教育家共同口號

帝制在內外的重壓下緩慢崩潰，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國」這些護符一般的詞語便應運而生。面對鴉片戰爭的戰敗和看似永無止境的地方叛亂，從1870年代開始，晚清的精英們便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改革與國家建設，史稱「洋務運動」。最初，改革的重點在於軍事和經濟，而非機構和社會發展，並常常邀請西方專家的協助。（註7）在這一方面，日本在明治時代的廣泛改革不僅為中國提供了某種範式，也在歐洲與中國之間構建了語言上的橋樑，一些基本概念的現代語彙，如「傳統」、「現代性」等，皆從日本引入中國，成為泛東亞現代化進程的一環。（註8）相較於鄰國日本，清朝的改革相對緩慢且流於表面，這一點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顯露無遺。反過來，這又直接引發戊戌變法（1898）的休克療法，最終卻以失敗告終。（註9）

在此背景下，張之洞（1837–1909）在《勸學篇》中提出了著名論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藉此，張之洞力求保留傳統中學，並賦予其至高的地位，但同時也認識到，中學需要「西學」補充，首先是現代科學和工程，經濟亦然，在一定程度上施政方面也有可向西學借鑒之處。「中體西用」這句雅詞並不是這種情緒表述的首例，然而，當時兩種文化和教育理念相互競爭，一種更加西化，另一種更加保守，「中體西用」為兩者之間必要的妥協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表述方式。與此同時，張之洞還運用儒家中熟悉的形而上術語「體」和「用」，恰當地闡述了他的思想。隨着1905年科舉制度的終結和新式大學的建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些變體成為教育家們共同的口號，其中一些人傾向前者（新儒學），其他則更認可後者（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在五四運動後）。

中大先賢繼承中體西用思想

快進到二戰後，後來會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各所流亡書院，繼承了「中體西用」思想傳統的不同流派。其中就包括新亞書院，由以哲學家錢穆（1895–1990）和唐君毅（1909–1978）為首的新儒家學者於1949年共同創立，希圖在動盪不安、敵意頻生的世界中捍衛傳統中學以及蘊含其中的悠久精神，並將之與西學元素相結合。正如書院創始者在1955年所言：

本院創辦，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採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交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讖，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知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知識而求知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註10）

新亞書院以「誠明」為院訓，濃縮了新儒家思想的要旨，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書院創始者相信，中國人文傳統乃是建立一座現代、自由、國際化大學的基礎。這在課程設置上得以反映。無論所屬學系（早期學系包括經濟、商學、哲學教育和文史），學生均須在首兩年修習三大領域的通識教育課程：中文、英文，中國歷史、文化與思想，以及西方歷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哲學。對中西方人文學科的重視（尤重中國人文）在各院系的課程中延續。例如，在1950年代末，歷史系學生必須學習中國各朝歷史、中國文化史以及西方民族史。此後，他們須在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兩個範疇中選擇兩科專業課，方可選修其他課程。（註11）

畢業後有志繼續深造的學生可以在新亞研究所學習，研究所在大量經典國學著作的基礎上，提供一系列中國人文學科的高級課程。公眾亦可透過新亞書院的公開講座，親身體驗新亞的學術發展。在第一場講座上，錢穆即闡述了中國歷史的探索精神。（註12）這些努力引起了香港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如雅禮協會、哈佛燕京學社、亞洲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注意，他們都與新亞書院懷有同樣的希望，以期保存中國傳統文化。

與此同時，香港成立了一眾基督學院，不僅為牧師提供教育，也用以安置來自中國內地的基督教流亡教師和傳教士。其中包括崇基學院，其成立初衷即為支持香港的中文教會，此前，這些教會曾依賴於內地的13所基督教學院。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中西融會」的教育方案，將中文及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教義和西方哲學相結合。例如，1960 年代初，崇基學院學生必須完成兩年的雙文化通識教育，包括中文、英文和人生哲學，然後再開始修讀更加專門的課程。書院的教學語言是粵語、普通話和英語，所有學生對這3種語言的掌握必須達到一定水準。（註13）同樣，聯合書院由來自廣州的5所學院（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及平正學院）的教師與學者創立，提供以基督教為中心的雙語教育。

新亞書院創始者相信，中國人文傳統乃是建立一座現代、自由、國際化大學的基礎。（新亞書院網站圖片）

中英語文並重全新體現國際化

1957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共同組成「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殖民政府爭取正式的大學地位。他們的呼籲很快獲得重視，因為當局也殷切希望調正教育格局，建立一所成熟的大學，讓學生如不願就讀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香港大學，也可另外擇校入學。政府為此成立了富爾頓委員會，由出生於蘇格蘭的古典主義者和大學管理官約翰．富爾頓（John Fulton, 1902–1986）領導。富爾頓委員會主張將3所「患難學院」合併為一所雙語聯合大學，以滿足殖民地大多數華人的需求。3所學院各有所長，因此最初不同學院有意進行分工，但合作仍被視為大學成功必不可少的關鍵。為了促成這一大計，立法局於1963年9月通過了《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註14）

由於原有的學院建築並不適合現代大學，於是在沙田附近靠近崇基學院處，開始沿山修建新的校園。這所俯瞰吐露港的新大學，以中國語言和文化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點，最終亦將與英美及其他地區具有國際聲譽的大學一樣，增設諸類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正如大學第一任監督、蘇格蘭籍港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 1906–1999）所言，這所新大學的名字反映出其特殊的使命：

大學名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一詞表示文學或文化，在我們當前的形勢下，最恰當不過。（註15）

實際上，這意味各成員學院的跨文化項目將延續不改，尤其是新亞書院。大學的首任校長、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經濟學家李卓敏如此闡述道：

沙田新校園的各單位建築多半完成，聯合書院與新亞書院先後遷入，與大學行政部門和崇基學院毗鄰相連，一切粗告安定。於是展望將來，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大學的發展應以兩個觀念為基本方針：（一）大學是一個「有機的」組織，而不僅是各分立單位形式上的結合；（二）大學的獨特目標，在於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

第二個基本方針──中西文化和知識傳統的融會貫通。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特有的目標，見於大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和社會服務等基本功能。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深切了解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以及西方的實驗方法與科學知識。因此，大學為了發揮這方面的基本功能，必須首先確立了中英語文並重的原則。（註16）

換言之，這是「中體西用」的舊傳統在香港的獨特環境之下，更具國際化的全新體現。隨着時間推移，這種二分法思想的兩個要素都在不斷加強。在西學方面，除了研究漢學必修的日語之外，還增加了其他歐洲語言的選修課程，包括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註17）在中學方面，中國文化研究所於1967 年成立，在許多方面都是新亞研究所的延續，同時也將新成立的中國語言研究中心納入麾下。研究所早期的宗旨與今日大體一致：（一）採用多方面的和科際的研究方法；（二）創造中西文化的新結晶；（三）尋求中國文化自古至今發展的脈絡。（註18）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名為《譯叢》的新雜誌應運而生，發表中國人文領域重要著作的英譯。與此同時，人們對中醫的興趣日益濃厚，1970 年代初便成立了中藥研究中心，以促進對傳統中醫藥的科學認識。

學生構成改變招收陸生外籍生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發生了眾多變化。大學圖書館於1972年落成，以補充新亞書院（中文研究）和崇基學院（宗教研究）的專業圖書館。教學和研究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在現有的文學院、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教育學院的基礎上，增設了工商管理學院（1974）、醫學院（1981）、工程學院（1991）和法律學院（2004）。最初《富爾頓報告》即建議培養博士生，以支援大學教學，按照這一理想，香港中文大學於1980年成立了首個博士項目。在此期間，學生的構成也發生變化，從1998年開始，大學招收來自中國內地的本科生，並吸引愈來愈多的國際學生攻讀本科和研究生學位。

從以上關於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史可以看出，其「融會中國與西方」的使命是矢志不渝的指導力量。早在1963年中大以聯合大學之姿成立前，這項知識教育的計劃就已經存在。其設想脫胎於19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建構計劃，那時他們意識到大清帝國必須順應至少一部分海外的革命思想，否則恐有亡國之危。「融會中國與西方」在20世紀初新成立的大學中成為了一句普遍的口號，在戰後的香港，比照適用於中文學院。他們成功集合本地和國際資源，力求建立「一座雙拱的橋，把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互相連接起來」，是次展覽亦希望為此宗旨略盡微力。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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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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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頁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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