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忘記歷史的時代，不知歷史有什麼意義的時代，教署轄下的課程改革小組正建議中學要廢除歷史，把中史併入一個社會性的人文教育科之中。也許他們只是從一般的知識的角度出發，認為歷史知識在社會、在實際工作中沒有什麼作用，只要知一點便足夠，與公民、社會之類合併成一科便足夠。他們的眼光只着重實用，如電腦科；只着重於人的專業訓練、職業訓練，考取學位以確保謀生資格。他們完全不懂教育、不懂文化。在不懂教育、文化的心態下，根本不懂歷史。歷史是最好的教育，歷史是人文化成中最深遠的部份。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一「史」字啟發極深。人之所以有文化，脫離其原始本能，正是在於其能繼承前人的創造，有歷史素養；吸收前人的指引，避免重蹈覆轍。所以一個民族、甚至一個人，如不懂歷史，根本就不會作一個人。每個人也有他生命成長的過去，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過去不認識、不面對、不改過，他根本就不能成長，不知如何去開啟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理想。人的長過程很難，正如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它的成長過程，不是一日，而是數以千年的累積。
這中間不單是知識的累積問題，也不單是事實的記錄問題：即只問過去有什麼發生過。歷史不應該只是事件，也不應該只是考據真假。例如當年日本蓄意進攻蘆溝橋，日本方面卻說是中國人先開第一槍，於是引致雙方學者的爭論。其實，爭執這第一槍有何用？日本挑起戰爭根本就是找藉口。誰踏進中國土地？誰佔領蘆溝橋？其他的只是枝節。事件在眾多的歷史事實中只是一件：不能獨立認識，眾多的歷史事實是前後互相關連的，所以沒所謂單一的歷史事件。不錯，對單一的事件，我們也是有探討的必要，考訂真假，當中有它的客觀性、獨立性，和不可代替性，但我們了解歷史，不是只了解事件，了解所謂客觀記錄。正如我們了解一個人，不是只了解他的身高、體重、他的個人記錄。這些記錄零零碎碎是沒有大用的，了解這些不是歷史的真義。所以我們為何讀歷史，究竟歷史是什麼？我們非要弄清楚明白不可。究竟歷史是什麼？中國人為何要讀中國史？這兩個問題我們也要弄清楚。這對我們自己做人、做學問、做事，乃至如何與人相處，都很重要；即使不是中國人也很重要。
歷史是什麼？
歷史是什麼？國史大師錢穆在《中國的歷史精神》是這樣說的：「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過往的經驗。至於這經驗，這已往的人生，經我們用文字記載下來……這叫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中國的歷史精神〉）就錢先生說，歷史就是我們的人生的經驗，不是零碎的經驗，是全部的經驗。我們全部的經驗為何要記錄下來？這些經驗我們叫歷史記錄、歷史資料，但還不是歷史的寄託所在。如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正德身。」鑑即鏡，興替者即政權、朝代的轉換，亦即朝代的盛衰史。如羅馬帝國為何會滅亡？大家都很有興趣探討。唐太宗說這句話站在政治立場，或統治階層立場，歷史可以提供管治好國家、延續政權的啟發。這樣看來好像很自私、很狹隘。所以司馬光寫的歷史書叫《資治通鑑》，正是為幫助帝王統治而寫，如一面鏡由古照至今，近1,300多年，足資借鑑。所以歷史就是一從古照至今的鏡，如你能看清楚，就會給你很多啟發、很多指引。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因過去的事畢竟過去了，把過去的經驗結果，歸納起來，依科學方法說可以得到知識，因此有人說：歷史也是一種科學。但西方的科學方法，被其歸納的對象全是相同的，如 p，則 q；如天下雨，則地上濕；或如抽煙，可導致癌症，把同樣事例歸納進同一範疇，以得出因果關係，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知識。但歷史不可能這樣，歷史每一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怎能如 p 則 q 那麼簡單。可見這只一寬鬆的說法，不能這把歷史等同於科學，最多只能像伽達默爾（H. Gadamer）所說，歷史是一種精神科學。
歷史既是過去全部人生的經驗，但這些經驗有何作用？唐太宗、司馬光的說法是歷史可以幫助統治。這當然狹窄，很有問題，我們不能說歷史只幫助統治者，只為政權服務。雖然政治是最切身的關係，政治代表着最巨大的利益爭奪、權力爭奪。得到權力那種滿足感是很大的，所以人不論如何受人非議也要參政。但如說歷史是為政治服務便很悲哀，這樣讀歷史便很偏狹，走不出政治鬥爭的領域；讀歷史變成只想從事政治鬥爭，奪取政權，難道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作用了嗎？反過來我們不想從事政治鬥爭便不用讀歷史了嗎？這樣太偏狹，也太扭曲，這樣的觀點不會有健康的歷史學，也不會有帶領人類走向光明的歷史學。所以怎樣看歷史十分重要；依我的看法，可分成幾個層次去了解：
一、歷史是求真：真實與真情
當我們說過去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從事新的活動，即鑑往知來，不單單指政治，一切活動都可以幫助我們鑑往知來。但真能鑑往，歷史這一面鏡子就要能夠反映真實，而非幻象，這才能學到東西。問題是求真不易：歷史已經過去了，不能倒回，唯一的方法是靠記錄、靠資料，但記錄資料是否真？是否可靠？便要檢查。所以歷史學的第一步功夫，就是對資料作鑑定，即怎樣去面對無數記錄，對史料要懂得檢查、考證。但史料不是一條一則，而是很多、很複雜；我們便要認識，懂得區分，那些有真確性，那些虛假。過去有所謂「本證」、「旁證」（顧炎武語），前者即在本書中互相引證，後者引自他書作旁證。到了乾嘉時代，考證學大盛，舉凡經學、史學、文學、音韻、天文、地理、曆法、音律、金石、版本、目錄，無所不窺，博聞強記，如全祖望、錢大昕都是代表。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無考證學則無清學」。秉持這一態度，一直到近代、受西方科學史學影響，再提出「客觀史學」（梁啟超）、「注重事實，尊重證據」（胡適）、「疑古辨偽」（顧頡剛）等說法，全部都是在史料上下功夫。所不同者，是觀點的轉變，過去是資料的辨別，互相引證，以博為能，但「五四」之後的新史學，則轉為懷疑。胡適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結果破舊說的多，能作新詮釋的少。如顧頡剛，考禹之來源為動物，而復變成一神話人物。他發現：時代愈後，禹的地位愈上升，其實都是後人加添的。這種清算古史的方法，胡適戲稱之為「剝皮主義」，足見其背後動機：表面是求真，實質上是疑古。這其中涉及一個問題：對中國史書的讀法問題，也就是對中國史學的了解問題；若不了解中國的史學，純從資料真偽、記述的可靠性上着眼，只能有史料學，不能說有史學。
歷史當然是求真，但求真不能只講考據。如說歷史學只是考據，靠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目錄學、校勘學等方面的訓練來考究歷史，這便看不到深處。要明白資料為什麼出錯？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手民之誤，如陳援庵的《史諱舉例》，便舉出了很多例子，指出古書中許多字眼改動，都可能是避君主或尊者之名所致。推而廣之，歷史上很多不同記載、不同評論，如何判斷真偽便不是那麼簡單。這個問題牽涉到誰寫歷史的問題，誰寫也很重要。
例如西方社會現在流行女性主義，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便會對以前由男人的世界觀來寫的歷史表示反對，所謂英雄將相、才子佳人，都是以男人為中心，女性從來被忽視，所以她們要求要從女性的角度重寫歷史。
這說明什麼？說明歷史是有立場的，不是價值中立的。所以西方後現代主義出來，重新反省人類過去歷史上的偏頗。他們注意到，18世紀啟蒙時代以後，人類理性高揚，於是把人性的另一邊掩蓋了。他們認為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邊，以理性為主導所寫的歷史不能作為人類歷史的全部，這樣的記錄不公平，亦不真實，於是福柯（M. Foucault）寫《癲狂史》，把人性的另一面拉回來，重新放在人類的視野之下。順此思路，歷史必然再有許多角度的重寫。如同性戀，過去一直受貶斥，現在同性戀在歐美許多國家已取得合法地位，同性戀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政治舞台，於是把他們也要重寫歷史。譬如香港的某些「同志」，便宣稱屈原是同性戀者，他的自殺，是由於失去他的所愛。這是不是荒謬？誰能判斷？我的感覺是：荒謬的不在於判定屈原的同性戀身份，而在於有人可以作這樣的判斷。正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都有權依他的觀點來講話，言論自由有法律保障；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不能反對他的發表。所謂學術、所謂歷史，全部收攝為論者眼中的東西，因此只要你有新觀點，便可以有新歷史。人人都有權說話，人人都有權改寫，這就是西方現代社會所歌頌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開放社會。這樣的社會面對17、18世紀歐洲的專制獨裁政權時，是一大進步，但經兩百年後，則形成另一極端：即歷史的相對主義。羅蒂（R. Rolty）批評現代科學主義者把科學變成至高無上的價值就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態度，科學主義者所使用的語言，總是帶有一種對別人評估的意味，那麼他們的所謂「事實」，如何中立？順羅蒂之意，此一藩籬若無法越出，則不如把語言轉為杜威式的效用主義，理論為其所解決的問題服務。但在這裏，我認為羅蒂仍不能脫出相對主義的範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終必再導致虛無主義。過去，我在十多年前已說過：不要以為「開放」就代表完美。「開放」必須放進它的歷史脈絡來了解：一個社會為什麼要開放？一種觀點為什麼要兼聽別人聲音？同一道理，諸典籍之間為什麼要互校？從知識角度，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完全有必須。但「開放」只是過程，我們決不能為開放而開放。政治上如此，學術研究亦然。史家要找出客觀的歷史，在消化眾多的史料之後，便要重建歷史的真象。問題是，有時文獻不足徵，如何能夠使用有限的資料來重建歷史面貌呢？這真是一大困難。
若停留於資料，則這困難是不能解決的。因為資料零碎、片斷，又有傳者之異，如何綜合、消化，以得其真象？史家非有很大的建構不可。我試舉一例：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記述項王被圍於垓下，突圍而出，僅餘二十八騎，而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得脫，於是對從者說：「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敗，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說畢復戰，最後當然全軍死難，項羽亦自殺。但這一番話卻留傳下來，而且被司馬遷在傳末加以譏評，說他不知自責。司馬遷彷彿是親耳聽聞；從記錄的真實上說，未免可疑，但後來讀史的人卻覺得，非常合理：以項羽的性格，和曾經建立的功業，他當然不會服氣。他看不起劉邦，劉邦卻與他爭天下；他放走了韓信，韓信卻成為劉邦大軍的統帥。他不能面對他的失敗，所以只有諉之於天。司馬遷十分了解他的心理，在絕境時很有可能就有這樣的憤激。我的意思是說：縱然無此語，亦有此情，歷史不但記事，還當深入事情之深處，此即歷史人物之心。歷史是人的歷史，那麼他的思想、他的行動、他的願望，和他的追求，是通貫的。歷史事象其實是歷史人物精神的表現。我認為：必進至此，才能了解歷史，和詮釋歷史。這不是「想當然耳」，如蘇軾之辯，（傳說蘇軾應舉，論〈刑賞忠厚之至〉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問出自何書？蘇軾答云：想當然耳！）而是理有必至。
由此說到西方的史學，強調科學、強調客觀，如蘭克（Ranke）學派，主張放下主觀判斷，亦即胡適所說的「有一分證據，只可以說一分話」，一切由材料來決定。但是這樣，我們如何能夠獲得歷史的真象呢？客觀史學所追求的「高貴之夢」（That noble dream），意即完全符合客觀事實），不可能憑藉零碎的材料所能達到。而且歷史是由人寫的，史家的觀點永遠是一個局限；從知識立場，這個局限很難跨越。所以客觀史學所追求的真實，在這個角度下，也很難達到。
至於我的立場，則非純粹的知識立場。知識當然是重要的，不可能放過，所以一切能幫助我以獲取歷史知識的訓練，如乾嘉學派所說的考據工夫，仍不可廢。但對歷史的深入，決不能只停留於材料。我一直認為：歷史是人的歷史。所以人的精神、人的願望、人的理想最重要，由此才有人的奮鬥、人的掙扎、人的成敗、人的各種活動。這兩層關係，歷史所記述的只能是後者，但它要表達的卻是前者。但前者不在材料中，如何表達呢？這正如現實人生，朋友相交，亦不一定能知心。單看行為、說話，是什麼意思，也不容易分析出來。儘管今天我們有分析哲學所教的種種分析方法，但我認為仍無法了解人心，因為分析哲學所處理的不過是知識概念，問其意義；它不能進入生命，進入生命是要有另一途徑的。同一道理，我們讀歷史，如何能進入古人的心？這便不是事件的真偽問題，而是行事者的真情問題。情與事，心與行，後者客觀可見，但前者方為核心。
所以有關「真」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分為兩層：一是真實，指客觀事實，一是真情，指當事人的內心追求；前者反映後者，後者決定前者，所以兩者的關係，並非相離，而是本末通貫。西方史學受知識場域局限，無法進入歷史人物之心，所以最多只能將歷史還原為不同立場，結果形成知識上的相對主義；這一點不如中國的司馬遷。司馬遷寫《史記》，不但讀盡許多皇室文獻、六國文獻，他還親自遊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又作親地查察，探訪後人，如〈孔子世家〉畢，太史公曰：「余讀孔氏者，想見其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這說明司馬遷對古人的精神人格有極深刻的體會。這不是以文獻記錄入，而是以情入。不過要注意：此「情」並非指一般之感覺、感情，而是深心體會；唯其如此，司馬遷才能寫出如此偉大的歷史篇章。這就是真情，唯有在史家的真情之下，才能重新呈現歷史的偉大人格和莊嚴世界。一般埋首於故紙堆中的學究，是無法想像的，也不可能有此氣概。
二、歷史是求善──善繼與善教
從研究歷史記錄，到了解古人的心，這是一個對生命的探索過程，因此所說的不只是歷史知識，而是做人的信念。你會發現不管是哪一時代的人、哪一地方的人，其實都是人，都有人的可貴的特質，就是想成長，想改善自己，想克服困難，想對社會有貢獻，如古人一般，生命有成就，光陰不虛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就是發現了生命的普遍性，人最深的秘密。也許有人認為：人如此努力，如此掙扎，不過是想建功立業，滿足自己的虛榮，所謂「不朽」，亦不過是沽名逐利，留下自我的名聲。所以歷史看穿了，不過是人間的把戲，以美麗的語言裝扮人的自私的活動。政治上的爭權，商業上的爭利，乃至利益之下，父子無親、兄弟成仇，比比皆是。所以多讀歷史，也許會使我們很失望。如中國歷代，一直標榜聖君賢相、忠臣義士、孝子賢孫，但一部《廿四史》，弒父弒君，謀朝篡位，小人當政、陷害忠良，就不知有多少。即使遭遇外敵入侵，理應敵愾同仇，共禦外侮，至大局不能挽回時，臣死君，君死社稷，似乎是史家，至少亦是公羊家所提倡。但實際上歷代朝代替換時能做到的有多少？反而屈膝賣國，互相攻訐，乘機發洩私怨的就不勝枚舉。例如清兵入關，崇禎皇帝不但自毀長城，犧牲熊廷弼、袁崇煥等抗清大將，還任用王化貞一類小人，這和熹宗之縱容宦官，冤死楊漣、左光斗，如出一轍。最後李闖入京，崇禎帝自縊煤山，還下詔說「諸臣誤朕」，這比起楚霸王的「天亡我也」更推卸責任。君上如此，明代焉得不亡？其後雖有福王繼位，史可法守揚州，馬士英、阮大鋮等卻在後方植黨營私，把持朝政，終至土崩瓦解。許多人讀這段晚明歷史，都扼腕流涕，深深嘆息，則歷史所留給人的似乎並非希望，反而滿載人間醜惡，這應該如何解釋？
從歷史的第一個層次就是記載人的活動上說，我認為現實的醜惡不須抹煞，也不應否認，如古良史所說的，應該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雖殺身亦不改寫。不過，人若有胸襟亦不須掩飾。如唐太宗玄武門之變，要史官「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尊重歷史，即是尊重自己的成長。人是人，雖說一方面見其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局限，這包括他人性上的局限，也包括他知識上的局限。前者是先天限制，後者是後天不足；儘管人願意學習，但仍會犯錯。歷史原是人不斷奮鬥的紀錄，但也是人不斷犯錯的紀錄，不過如你能善用此紀錄，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則歷史也是人不斷改正自己錯誤的紀錄，「鑑往知來」，也可以變成「繼往開來」，如此，歷史方有希望。
所以，我們不要光陷入歷史的悲慘中，這很容易使你失去志氣，你必須從歷史的悲慘中看到人的努力、人的可貴：為什麼在艱難的時候有些人會放棄、會投降，會為自己的變節找藉口？但另外有些人卻堅持不懈，忠於自己的理想，忠於自己所感受到價值？這不是人有兩種，或人有多類的問題，我們不要將之平面化來看，而是從善惡交戰中，公私對決中看到人可以超越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奉獻給更高尚的價值，並能感召後來者，作出同樣的努力。這就是一種教育，所謂「以古為鑑」，所以，讀歷史應該看到的是這一層次，而並非只是成敗的經驗。歷史若只着眼於成敗，那是功利主義，發展下去就會但求目的，不擇手段。中國文化，包括歷史文化在內，它所重視的是行為的動機，即《大學》所說的「誠意」、「正心」，那才是行為之本，所以中國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司馬遷寫〈列傳〉人物，以伯夷、叔齊為第一，寫〈世家〉，則以陳涉居漢諸家之前。誰能有此巨眼，公平位列眾多的歷史人物？當然是太史公。但何以有太史公？這便是中國文化的陶冶之功，使人不要單看自己得失，應看到廣大的歷史世界，所以司馬遷以友道為李陵伸冤而受腐刑的奇恥大辱，但仍強忍悲憤完成《史記》，為什麼會這樣？
這不只是司馬遷個人的人格，還應該看到他對歷史文化的繼承。司馬遷的先祖，歷代均為史官，直到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太史公，臨終以著史未成，有負許多人的努力，於是囑咐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於是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就是一種繼志述事。《中庸》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若將此義擴展，則對先賢先聖乃至天地造化的體會，也是一種繼承。《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話說得非常好，因為善繼方能善成。《易經》的哲學，都是講成全之道，從「天地之大德曰生」講起，到最後成全萬物，中間就經歷許多艱難，必須善於體會，方能趨吉避凶。由此推斷，「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時代變動，就有憂患，所以《易經》的撰作，就是一種歷史意識，其中有所寓意，所以它的歸趣，不可能是毀滅，必然是天道與人道的理想的完成。這是一種非常光明的歷史觀，儘管現實黑暗，奸人當道，但人並未失去信心。在這種歷史意識下，人必然有一超越的嚮往；這一超越的嚮往，不是指天國，如基督教所說，而是指人生的圓滿境界，至少亦是人行事的標準或法度。「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所以孔子著《春秋》，要對當時的人物下褒貶，每一字都極慎重，極有深意。史稱「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什麼有這些功效？就是因為中國的歷史文化未死，時人仍有此歷史意識：人不但活於當世，還活於將來；人的肉體雖死，但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卻是永遠，這是一種精神生命，從現在伸向過去與未來。人不但要向自己交代，還要向祖先和子孫負責，向社會和民族負責，甚至向天地負責。由此我們才了解到做人不簡單，有其莊嚴，絕不苟且。
但人能到此一步，極不容易。回到我們上文所說，人是人，那麼人亦有其自然生命的局限，若不磨煉，在現實的困難下，也不容易過關。這裏涉及生命的秘密（但不是神秘），只有踐行者方知。我們看司馬遷，他繼承父業，對歷史有深刻了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歷史的繼承其實就是文化的繼承，文化的繼承也就是理想的繼承，則歷史之事，難道只是記錄過去，鋪陳史事就完了嗎？當然不是，所以司馬遷特別指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建立「天下儀表」，「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其內心動機，就是要成善，成歷史文化之大善。司馬遷就是要學孔子，繼承《春秋》筆法，為歷史立下規模。這也就是民族的大孝，因為能善繼古人之心，才能珍惜前人的努力，才能垂之永遠。
中國人的中國史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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