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黨權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條件下復興和改進傳統的賢能政治。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 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係，甚至是衝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儘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 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圖片：Pixabay）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化，西方亦對中國政治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
文明對話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中國文明就其本質來說就是一個對話文明。這個對話文明表現出的特點是開放、包容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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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官僚化不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可一旦執政黨發生官僚化和脫離社會的現象，影響的不僅是執政黨本身的執政合法性和能力，更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官僚化不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可一旦執政黨發生官僚化和脫離社會的現象，影響的不僅是執政黨本身的執政合法性和能力，更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過去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兩黨都受制於它。一旦中產階級萎縮，共識政治變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兩黨政治極端化的力量。
過去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兩黨都受制於它。一旦中產階級萎縮，共識政治變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兩黨政治極端化的力量。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一個社會的目的也並非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經濟面而非社會的全部。
一個社會的目的也並非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經濟面而非社會的全部。
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成為大問題。
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成為大問題。
今天，當再次面臨危機的時候，美、韓等國的選擇已經相當明朗化；中國也必須再一次面臨選擇，並且是一次更為艱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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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層近年來愈來愈重視中國和亞洲的共同發展，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如果我們能夠把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命運共同體整合起來，中國可以掌握塑造一種至少為亞洲國家和地區所能接受的話語的主導權。
中國現在已經是大河上的一條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隨意改變方向；如果隨意改變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駛了，搞不好會弄翻小船。中國這條大船應當穩步前行，讓其它小船來逐漸向自己調適。
中國現在已經是大河上的一條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隨意改變方向；如果隨意改變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駛了，搞不好會弄翻小船。中國這條大船應當穩步前行，讓其它小船來逐漸向自己調適。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近來，高層為了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導向概念……
對很多人（尤其知識分子）來說，權力被解構、而市民社會強大的台灣，簡直就是理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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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左右派的爭論表現在方方面面。政治體制問題上也是這樣，儘管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體制，但左右派都要藉用西方的話語來說事。兩邊的論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對中國來說，如何直面問題？如何解決問題？這些是最為關鍵的，但沒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論述。
為什麼西方學者會認為這些變化是「去制度化」或者「制度化的失敗」呢？這就要看另外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制度化」，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內生活的「制度化」。
中國和歐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實質性的進展，而在兩塊中國一直在努力的領域則遇到了麻煩，即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和在亞洲的周邊外交。這個局面說明了什麼？
中國並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在內部和其他國家共享國際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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