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倒可以向大英帝國學習到更多的經驗，而非美國。
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如果有足夠的信心和理性，中國所具有的能力，足以保護中國自身在南中國海的利益，而且也能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探索新的政商關係，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制度變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選擇。中國亦然。
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領導層的歷史遺產，就是他們所塑造的制度。沒有制度建設，就沒有持久的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習近平在討論黨政官員對黨忠誠時，強調他們必須做到三個「必須」，即「必須體現在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
今天的首腦危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可說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產物。
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一帶一路」是中國為自己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經濟發展而精心打造的。隨着圍繞「一帶一路」各種項目的落實，這個戰略正在給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如果特朗普僅僅是一個政客，只是想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方法贏得選舉，那還好。但如果特朗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且具有能力來實現其理想，更把手段本身變成了目標，那麼人們就要非常擔憂了。
如果「資本運作」方式不能加以有效規制，對國民經濟會產生怎樣的長遠影響呢？一場經濟大災難就在後頭。
選拔地方幹部制度要公開透明，避免因任用制度不公而導致的腐敗和懶政。
國家的底盤是社會，社會這個底盤一旦松動，就不能支撐國家這棟大廈了。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高層一直在呼籲致力於社會治理建設。不過，在實踐層面，地方治理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
如果中國成為了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又會對全球安全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共產黨的執政是要解放生產力，否則與革命目標背道而馳。更為重要的是，解放生產力的目標就是為了人民的福利。鄧小平的這個思路，從主政西南局到改革開放再到1992年「南巡」，一直沒有變化。實際上，這也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執政邏輯。
差異性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市場經濟原則和提高國家的競爭能力，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避免過大的波折。
在世界範圍內，如果中國成功了，就可以成為成功的政治經濟學。通過執政黨建設來拯救經濟，通過經濟建設來增進執政黨的合法性，從而維持和改善社會治理，這是中國的發展經驗核 心。
現時經濟局面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生了極為悲觀的看法。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繼續加大結構改革和調整。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量。
中國方案是探討中國作為領頭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國要使世界變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
儘管中國經過努力促成南中國海局勢暫時穩定下來，並出現一些新的積極因素，但沒有人可以忽視南中國海問題依然嚴峻。如果輕忽和無所作為，新的危機就會浮上檯面。
中國可以制約美國，保障朝鮮的政權安全，甚至是領導人的個人安全，但中國必須要求朝鮮進行內部改革開放，成為正常國家。
如果要改變香港和台灣的局面，促成大陸與兩地的關係向整合方向而非分離方向發展，大陸必須首先改變現在的思路和具體政策。這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著手。
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