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付這三大既得利益。要理順房市和股市兩市,就要掌控錢的流向,即把資金從房市導向股市。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但獨霸產生其自身的危機感,即總是會感到自己的霸權地位要被他國所取代。

今天中國的海洋戰略也迎合了中國作為商貿國家的需要,而傳統的陸地國家心態仍然影響着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關系。在向海洋發展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就很容易轉向陸地。

美國學者傅高義教授1979年出版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指出,日本的發展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

如何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但從來沒有成功過。原因很簡單,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或鬥爭。

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

亞洲「主動」的思想殖民階段。通過亞洲各國的反殖民運動,物質意義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義根深蒂固,不僅無意識地存在下來,而且變本加厲。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一帶一路的國企投資往往被誤認為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而非超越和打敗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打敗中國。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

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發展到這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沒有特朗普,也必然會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來。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盛行的今天,中國的精英已經放棄了改革開放以來來之不易一點點進步共識,已經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進步和倒退的區別、精英與責任之間的關聯。在任何社會,當精英墮落了,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

法治並非是政府寫好一部法律之後自己來執行那樣簡單。社會力量之間的互相制衡、社會力量和政府之間的互相制衡,這既是法治的本質,也是法治能夠生效的大社會背景。如果以此來探討,中國的法治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現存世界體系已不能滿足美國的利益最大化要求,特朗普要修正甚至重建世界體系也並不難理解。

雖然中國市場對於美國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戰開始,對安全的考量就會佔據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導地位,美國會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棄中國市場。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到了今天,中國出現了「國家」和「社會」關係了嗎?從實踐層面來說,傳統的「官民」關係已經被改變了嗎?答案並不是很清楚的。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發展史觀解釋不了中國制度的演進,更不用說其他西方理論了。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國務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職之前,到處說中國是「新帝國主義」。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更是在各個場合把中國「塑造」成「新擴張主義」,似乎中國的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