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冠病疫情的應付和合作，但現實地說，即使兩國的醫療合作可以進行，人們所曾經見到的中美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
病毒本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也是一部病毒產生和傳播的歷史，一部人類和病毒較量對抗的歷史。
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大國動員不易，在初期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因素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而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就意識形態來說，這次民主黨初選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已經準備好走向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了嗎？對美國老百姓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但離總統寶座的路途仍然崎嶇不平。
疫情危機暴露社會的真實面，它檢閱這個社會的一切。新冠病毒擴散以來，一方面表現為有組織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現為沒有責任擔當的無政府狀態。
簡單的集權和分權思路已經遠遠滿足不了中國治理制度建設的需要，因為中國面臨的現實是應該集中的沒有集中起來，而應該分權的沒有分權下去。
治理疫情期間的社會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和政策工程。對現代複雜社會的治理不能簡單用集權或分權來概括。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對華「隔離」政策和過度反應，也不言自明地隱含着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
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中美之間的高度經貿依存關係，到底能不能阻止兩國的衝突和戰爭？
西方民主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猶如從前共產主義陣營「計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或者說，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於「一人一份」之上的「計劃經濟」，兩者的運作邏輯有很多類似之處。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雙邊關係日益惡化。在全面「戰爭」的臨界點下中方應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應對，專注自身發展與持續實現現代化。
技術（人工智能）是人類知識的產物，但人類最終則可能被自己所創造的知識所終結。
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
信息社會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
當知識生產者依附意識形態、資本、政府或者其他的時候，他們就都是被圈養的人。一旦成為被圈養者，思想的終結變得不可避免了。
從長遠看，不應當把經濟民族主義視為負面的東西，更不是後退，而是要利用這段時間，通過內部方方面面的改革，強化自己的制度競爭能力，為了未來更好、更有效的發展。
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今天的中國，儘管同時面臨財富創造和分配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財富的創造，而非分配。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