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把其合作哲學塑造成為區域的主流話語，重新把經貿話語拉回並且成為主流的話語，而不能任美國主導的防務和安全話語繼續主導亞洲。
中國必須把其合作哲學塑造成為區域的主流話語，重新把經貿話語拉回並且成為主流的話語，而不能任美國主導的防務和安全話語繼續主導亞洲。
這次習馬會首要的目標並非是很多台灣和西方媒體所說的要去影響台灣即將進行的選舉。即使這次會面在客觀上可能會對選舉產生一些影響，但影響選舉根本不是會面的動機和目標。
這次習馬會首要的目標並非是很多台灣和西方媒體所說的要去影響台灣即將進行的選舉。即使這次會面在客觀上可能會對選舉產生一些影響，但影響選舉根本不是會面的動機和目標。
如果文化大外交成功了，不僅對中國本身的國家安全有巨大的利益，對區域甚至國際安全有巨大的利益，也可以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巨大軟力量。
如果文化大外交成功了，不僅對中國本身的國家安全有巨大的利益，對區域甚至國際安全有巨大的利益，也可以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巨大軟力量。
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過度依賴硬的一手，而沒有足夠使用軟的一手。儘管從理論上說，中國也強調軟的一手，即經濟發展，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
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過度依賴硬的一手，而沒有足夠使用軟的一手。儘管從理論上說，中國也強調軟的一手，即經濟發展，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
民主政治本質是共識政治。但是，隨着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多黨民主運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民主到底有何出路？筆者參與學術會議，聆聽了政治人物和學者的見解。
民主政治本質是共識政治。但是，隨着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多黨民主運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民主到底有何出路？筆者參與學術會議，聆聽了政治人物和學者的見解。
因為美國和東盟國家的關係，以及東盟國家對美國的需求，要「趕走」美國不僅不可能，反而會走向反面，中國可以轉而儘量尋找和美國的合作點，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有效合作。
因為美國和東盟國家的關係，以及東盟國家對美國的需求，要「趕走」美國不僅不可能，反而會走向反面，中國可以轉而儘量尋找和美國的合作點，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有效合作。
美國的國際信譽就屬於軟力量。只要其他國家繼續認知美國的這種軟力量，美國便仍然是它們心目中的霸權。保衛在東亞的國際信譽，已經成為今天美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國的國際信譽就屬於軟力量。只要其他國家繼續認知美國的這種軟力量，美國便仍然是它們心目中的霸權。保衛在東亞的國際信譽，已經成為今天美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就中東地區來說，主權國家秩序經歷了三波大的變化，這三波變化都給這個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就中東地區來說，主權國家秩序經歷了三波大的變化，這三波變化都給這個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中國相信聯合國，其很多國際活動也在聯合國構架內進行；美國則不太一樣，聯合國只是美國的工具。
中國相信聯合國，其很多國際活動也在聯合國構架內進行；美國則不太一樣，聯合國只是美國的工具。
中國要管理美國的衰落及其衰落心理，至少必須做幾件事情。第一，中國不僅必須避免和美國的軍事競爭和衝突，而且要搞一些比較大規模的軍事合作。沒有幾個大規模的軍事合作平台，兩國很難建立最低限度的軍事互信。
中國要管理美國的衰落及其衰落心理，至少必須做幾件事情。第一，中國不僅必須避免和美國的軍事競爭和衝突，而且要搞一些比較大規模的軍事合作。沒有幾個大規模的軍事合作平台，兩國很難建立最低限度的軍事互信。
美國的中國政策變得更具現實主義色彩了，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呢？如果在過去30多年裏，美國的中國政策是在美國被欺騙的情況下決定的，當美國不再想被欺騙的情況下，美國的中國政策又會如何呢？
美國的中國政策變得更具現實主義色彩了，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呢？如果在過去30多年裏，美國的中國政策是在美國被欺騙的情況下決定的，當美國不再想被欺騙的情況下，美國的中國政策又會如何呢？
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決議，可以說是對中國長遠的頂層改革設計。然而，即使有了頂層設計，也不代表能順便實行政策，執行才是關鍵。政策如果不能順利執行，將導致不可預計的後果，不但不能推進改革，更可能導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現顛覆性的錯誤。如何執行頂層設計的改革，正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剛剛過去的股災，已經從不同層面，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政策執行，會遇到怎樣的嚴重問題。三中全會決議推進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可以從各個方面推進，但現實上難以全面推進，需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金融自由化就是一個突破口。今天，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發展的需要來看，中國都急需推進金融自由化。 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轉型成為資本過剩國家，在產能大量過剩的情況下，經濟力量需要走出去，人民幣需要國際化。同時，如果中國要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稱的地位，就要繼續登上國際金融體系的頂端（例如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儲備貨幣）。以上種種都要求中國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就內部發展而言，金融自由化更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多年來，中國政府視中小企業為推動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一環。很多國家都是如此。這並非政府不再重視大型企業，而是大型企業自我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遠較中小企業高。重視中小企業的好處有幾個方面：首先，有利於企業創新。縱觀全球，大型企業都傾向壟斷市場，為增強競爭能力，中小企別無他法，必須積極創新。 第二，培養未來的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無論怎麼努力，都必然走下坡路，被從中小企業蛻變而成的新型大企業所取代。 第三，中小企業有利於社會公平。在任何社會，中小企業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解決就業問題。就業是社會的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能解決就業問題，窮人問題難以解決。 第四，在中國，近來的眾創運動又給發展中小企業新的意義，培養新一代企業家。目前中國大部分企業家都是在1980和1990年代兩波經濟分權過程中闖出一片天的。到了今天，他們大都上了年紀，不再具有再投資和創新的鬥志。政府應進行新一輪的經濟分權，為新一代企業家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 保留「平準經濟」能力 由國家所控制的金融體系，至今仍未有實質改革成果，中小企業仍然難以從銀行系統融資。中國的金融系統（儘管仍然是國家控制的），也具有了華爾街那樣的「過大而不能倒」的特徵。沒有人有能力或者敢於把這麼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私有化」。這不僅是因為很多學者所說的「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對改革具有強大的阻力」，也是由於其他幾個問題。 其一，在中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如果政府仍然要保留「平準經濟」（這是中國數千年經濟哲學的核心）的能力，仍然需要掌控龐大的金融系統。其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金融私有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往往導致了寡頭經濟。其三，從西方私有銀行系統運作的經驗來看，私有化並不見得能夠有效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通過金融自由化，動員社會資本成為必然，是理性思考的結果。 為什麼由理性思維推動的金融改革會導致股災？股災發生在經濟活動的微觀層面：中國股票市場已經運作多年，建立了諸多制度，而且和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問題在於，為什麼那些在西方能夠有效運作的微觀制度，在中國不能有效運作甚至完全失效呢？箇中原因不能僅在微觀層面找尋，事實上，而要重新審視頂層政策設計，以及中間的政策執行層面。 在中國，任何頂層設計都是一個政策概念，表達的是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我們不能要求頂層設計出完整的制度體系。即使設計了，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頂層沒有足夠的信息和經驗。這就需要中間層次做大量的工作，把頂層政策理念轉變成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才能到達微觀層面的運作。 現在看來，問題在於頂層設計，沒有回答「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市場化改革？」這個重要問題。這裏面包含一種錯誤的認知，以為市場化就是政府不干預經濟。就股票市場來說，就是簡單地降低企業和股民進入市場的門檻。其實，市場化並不是說政府不需要在經濟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轉型，要從以往的直接干預經濟，轉型到規制型政府，對經濟活動提供有效的規制。 問題是規制什麼樣的經濟活動？怎樣規制？怎樣使得規制制度在中國的環境中能夠有效運作？這些都是中間層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中間層沒有做處理得宜，把一個抽象的政策概念直接演變成微觀層面的個體經濟行為，必然會出現問題。 在微觀層面的確是有制度設計的，但問題是過於微觀，並且只是照搬其他國家的做法。諸多微觀層面的制度設計，根本就沒有考量到中國社會的特性和來自外部的潛在影響。這兩方面的問題在這次股災中相當明顯。首先，股票市場的設計，沒有考量到中國股民好賭博的民性。其次，就外部因素來說，制度設計沒有充分考量到在全球化狀態下，金融市場的運作必然要受到外面的巨大影響。 危機發生後，有人抱怨國內的機構和散戶做空股市，出現了「經濟漢奸」和「階級敵人」的概念；也有人抱怨是海外力量的「陰謀」所致。實際上，如果估計不到這些潛在的內外部因素，是決策部門本身的錯誤。內決策者對內外部因素估計不足，不作自我反省，反而指責內外部因素，充其量只是逃避責任。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間層次不作為，沒有清楚了解可能影響政策實施過程的因素。 類似政治錯誤足以顛覆黨國 政府動用了各方面的力量救市，試圖穩定市場。或許有人不滿意政府的做法，但畢竟政府有能力穩定市場。不過，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政治領域，就有可能導致國家顛覆。經濟、社會的改革出了差錯，執政黨可以動用一切力量扭轉局面，但政治領域則不一樣了，如果出了問題，再也難以扭轉局面。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所實行的政治改革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實際上，今天中國一些領域的經濟改革，不僅達不到原來設想的目標，反而逐漸走向反面。例如，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本為鼓勵實體經濟發展，但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制度，很快演變成金融投機，資金不但沒有走向實體經濟，反而從實體經濟領域抽走了大量資金到投機活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例子就是近來流行的互聯網+政策。互聯網+意在產業升級，結合互聯網技術和實體經濟。但現在的互聯網商業活動對傳統商業活動有兩種影響。第一，商業活動從分散到集中，是商業活動的轉移而非升級。就是說從以前的非常分散的活動（例如百貨商店、小商店）轉向了集中，集中在幾家互聯網公司。說它是轉移而非升級，是因為互聯網商業並沒有多少的技術成分。第二，商業活動的向下競爭，而不是向上競爭。因為監管不嚴等原因，互聯網商業充斥着假冒偽劣產品。互聯網商業為那些假冒偽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會，對那些真正致力於技術升級的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互聯網商業是對產業的反「升級」，而非升級。 這說明如果沒有中層的配合，理想的頂層設計會走向反面。今天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層不作為，使得頂層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轉化成為切實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轉化為現實。 1980和1990年代改革的成功，在於有效地調動了中層的積極性，有中央和地方兩條腿，兩個積極性。當時中央高層有改革的決心，有宏觀的改革理念，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均積極實施和推動高層提倡的改革政策。當時，各省市到處試點，大家互相競爭，從競爭中尋找最佳的改革實踐模式，成功之後，再向全國推廣。更為重要的是，當時高層是容許地方進行試錯的，沒有試錯，就不可能有創新，容許試錯是改革創新的前提。 現在中間層不作為，有很多客觀因素。今天中國，需要一種集權式的改革，過去高度分散的改革模式已經過去，因為分散性改革所產生的諸多利益，到今天已經儼然成為了既得利益，要克服它們對改革的阻力，就需要集權。再者，反腐敗也促成了很多中層幹部的不敢作為，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有腐敗行為，而是因為反腐敗運動不能夠把反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在這樣的情況下，誰也不敢試錯創新。 集權改革和反腐敗都是深化改革所需，因此中間層受到制約可以理解。但這並不是說，今天中間層不重要了。恰好相反，在頂層設計已經到位的情況下，今天的中間層要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如果沒有中間層的改革和創新，頂層政策就是空中樓閣，沒有可能落地生根。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集中起來的權力盡快交給具有改革精神的中間層；如何在繼續推進反腐敗的同時，把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來。在頂層政策設計之後，中國改革能否成功，就取決於能否動員中間層，發揮中間層的改革動力了。
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此外，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
類似王林那樣的「氣功大師」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倒一個，又出來一個……不同現象或多或少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墮落。
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需要中美兩國的有效合作。美國需要中國，也不能失去中國；同樣，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在實際國際政治生活中，兩國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兩國的合作是雙贏的，而在核武器時代，衝突一定不是零和遊戲，即一方勝利和另一方的失敗，而是雙輸局面，那麼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困難。
中國這場股災的確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執政黨是否選拔得出和留得住出類拔萃之輩，來統治和管理國家和社會。
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政策來提供足夠的增長和發展新動力。在這個內容裏，人們可以把目前的內部「眾創」和外部「一帶一路」視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兩個新主體……
中國憲政是否成功取決於「關鍵少數人」。例如，如果執政黨的精英不能踐行法治，如何可能要13億老百姓來服從法律？執政黨最近提出的「四個全面」，其中兩個「全面」就是全面建設法治社會，全面治黨。可以預見，把法治和治黨結合起來，應當是中國憲政之路的突破口。
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這個「非常態」則是中國所必須追求的。避免中美衝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