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現在成為了建制派，如果特朗普不能如其所願，有效地解決美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使其支持者盡快具有「獲得感」，那麼「反建」的力量會重新聚集起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反建制容易，保護建制難。
儘管特朗普的計劃野心勃勃，美國的深層結構性問題依然難解，「特朗普革命」面臨重重阻力。但不管成功與否，這場「革命」必將對美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其溢出和外在效應也會輻射全世界。一個新時代已然降臨。
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中國需要以大格局的戰略思維，把已有開放政策系統化，以重塑一個包容性的國際貿易體系，進而真正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實際上，過去數十年中國之所以發展那麼快，和單邊開放政策分不開。這種發展模式和之前的英國和美國的發展經驗有趨同的一面。這些國家都是根據自身需要實行單邊開放政策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橫琴可以率先踐行「港澳+」模式，即在全面對接銜接港澳規則規制的基礎上，加上新的規則規制。在這個基礎上，可以「以點帶面」，最終擴散到珠海甚至整個大灣區，從而實現基於統一規制規則之上的大灣區區域共同市場。
制度進步並不表明中國的制度建設已經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核心與黨內民主、核心與集體領導之間的制度關係，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之間的關係、黨的領導和法治之間的關係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間。
修改憲法、法制建設、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如果不改變傳統「士農工商」式的制度安排，我們將面臨失去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政府需要為民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民企在創新過程中遇到的資金、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難題。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三中全會為何關鍵？三中全會到底如何賦能國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開創新局面？三中全會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如果各種內部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日本大概率會成為一個不戰自敗的國家。 玩外交不僅難以復興日本，反而因為和鄰居關係的惡化，促成日本內部情況的進一步惡化。
日本學者提出來的「雁行模式」很形象地描述了日本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至少是經濟關係。 這一理論認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之後作為「領頭雁」，日本一直領導亞洲經濟體創造經濟奇跡。
台灣和平「獨立」是美國最大的利益，台灣和平統一是中國最大的利益。但是我們要尋找更好的保護台灣人民利益的路徑。針對菲律賓近期在南海的「發難」也是如此，對中國而言是意願問題，而非能力問題。
我們內部也出現了一些民粹主義聲音，認為只要軍事力量足夠強大，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問題。但不要忘記，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忽視台灣同胞的感受。
波音的財務困境與其信譽危機相互交織。一方面，財務壓力迫使波音採取成本削減措施，這可能進一步影響產品品質和安全。另一方面，安全問題和品質問題的曝光損害了公眾對波音的信任，進而影響了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份額。
波音公司，曾經以創新和品質聞名於世，不僅是美國人的驕傲，也是全世界的驕傲。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波音公司因為產品安全問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絕對不能學美國，一旦遇到外部壓力，就搞起貿易保護主義。相反，中國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通過高水平開放來實現共贏。今天，對愈來愈多的國家來說，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經濟戰」，本質上，都是西方近年對華經濟認知戰的一部分。可以預計，西方今後類似這樣的「中國敘事」會不斷產生。中國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接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說法。
「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廠」，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在這裏，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基因不是問題，文化也不是問題。中國學者到了西方可以獲諾貝爾獎，中國科技人員到了西方可以有原創，但是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教育秩序。
對中國來說，有了前面8年的經驗，無論是拜登繼續當選，還是特朗普再次執政，人們對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幻想。回顧這幾年拜登的政策推行效率，不僅美國，而且全世界都大大低估了被特朗普嘲諷為「瞌睡蟲」的拜登。
社會層面似乎已經為兩位老人之間的爭鬥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無論兩位老人被怎樣地議論，無論他們各自有怎樣的醜聞，支持者毫不動搖，還是顯得那麼忠誠。
人們希望一個能夠制約美國力量的多極世界秩序的出現，但多極世界秩序遠非現實。現實的發展足以使人擔心：如果美國繼續擁有構建一極世界秩序的能力，那麼這個世界秩序會是人類社會從未見到過的最糟糕的世界秩序。
在工業化時代，能否擁有豐富的能源或者能否掌控能源是衡量大國的關鍵指標。現在，世界早已進入了資訊時代，資訊和數據成為經濟的核心，誰掌控了數據，誰就可以掌控了世界。
亞洲式的大城市化所造成的惡果最為嚴峻，我把它稱為「絕子絕孫」的城市化，這無疑出了大問題。中國已經步入了亞洲大城市化的通病，即高GDP、低生育率。而建設宜居、宜育鄉村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
米萊反其道而行之，把政府干預視為是西方問題的根源。意料之中但又出乎意料的是，米萊的講話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米萊是拉美奇蹟的一個開始？或者是另一失敗的開始？
需要意識到，鄉村振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現在鄉村的文化衰落就令人擔心，很多歪門邪道、邪教都在農村，隨便一個人弄一個廟，大家就可以去拜，這是很不好的趨勢。
我們必須在國際社會上也擁有強大的敘事力，否則中國智庫的聲音很難走出去，也就很難在國際舞台上為國家利益服務。
中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為發達經濟體？通過對發達經濟體及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作者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
很多人說深圳因為過於年輕，相較於底蘊深厚的城市來說，深圳簡直就是文化沙漠。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深圳和大灣區就是中國複合文化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