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高度自治」，香港的管治和制度運作都會出現劇變，金融中心和國際城市的地位也將不保，這樣的香港在國家安全上也許令北京放心，但肯定不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的利益。
後林鄭月娥年代，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更脆弱的政治環境，官民之間缺乏互信，社會上因政見分歧而導致水火不容；香港在幾個月之間變成無領導、無方向、無安全感的城市，瀰漫着一片信心危機，情況比1980年代初更差！
身為校長，如果連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學生都不做，這才算是「縮骨」吧！教育工作，不是要春風化雨的嗎？
香港底子厚，政府儲備和民間儲蓄都足以支撐目前的困難日子，但時間慢慢過去，止暴制亂仍看不見任何曙光，這樣撐下去，到底香港可以撐多久？
對北京來說，街頭暴力並非最頭痛問題，最後如果要出動解放軍平亂，香港必可恢復秩序，也不會落入外國手中。北京最傷腦筋的，其實是雙普選。
按傳統智慧，每當大陸受美國封殺，香港的窗口位置就會乘勢而上，發揮補充和替代作用。
拿地產商祭旗，不會有太多反對聲音，但對當前「止暴制亂」不會有什麼效用，對爭取民心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政府想顯示自己仍有些作為、希望能「做啲嘢」，如此而已。
港交所收購倫交所大計其志可嘉，但時機拿揑不準，消息突如其來，收購方案則明顯思慮不周，令一個好意念很快就出現反高潮。倫交所的回應更間接貶低了港交所和香港的地位，無形中令香港在低迷時期再吃多一記悶棍。
美國要制裁港官好像是大事，其實作用不大，真正要命的，其實是金融制裁，這方面香港完全被動，北京也幫不上太大忙。
按大陸官場規矩，地方領導任何時候都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在媒體上披露彼此有分歧，是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令人覺得特區政府或許會有不尋常的變動！
中央可以動用武裝協助平亂，也可以貫徹問責精神，撤換官員以平民憤。兩者衡量，哪一個方法對港更有利？以中央的智慧，應該可以明智決定吧。
當前的反修例「戰場」不在街頭，而在民心、民意。無法撫順民情，很難平息街頭亂局。但目前所見，政府在民意戰方面並無任何策略。「止暴制亂」不能只靠警察，必須靠市民支持，才能成事。
激進分子行動不斷升級、特區政府拿不出解決方案、北京不能坐視不理，一場終局之戰，很快就會上演。到底向來被稱為福地的香港，是否可以像以往一樣逢凶化吉，很快就有答案。
獨立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職權範圍，這方面應該難不倒參與過政府工作的法律界和前高官。
一個城市假如塌了，「重建」之後也許會更堅強。黎明尚未到來，港人能夠做的也許是發揮集體智慧，由民間自救，為自己找一條出路。
現在修例「完全失敗」，對香港的國際聯繫反而是好事，因美國和歐盟等西方勢力如果因修例通過而「制裁」香港，林鄭政府如何招架得住？
香港的基礎仍未受動搖，加上擁豐厚儲備，香港「未死得」。但港府如何才能「救番生」，就依然沒有什麼眉目了。
林鄭月娥在七一酒會上致辭，說政府會汲取教訓，施政風格要變得更開放包容，要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訴求。這番話，我們聽得太多了。
6‧9大遊行百萬人上街，群情洶湧，但政府仍然堅持去馬，錯失了退讓緩和的時機。一錯再錯，整件事令人覺得特首剛愎自用、有勇無謀，修例最終觸發一場政治危機！
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經貿體系，曾被視為是開明進步且無可爭議。但踏入21世紀，卻有愈來愈多人對其感到恐懼和疑慮，最明顯的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移民人數太多、恐怖主義猖獗，令選民人心思變。
射人先射馬，如果美國把矛頭對準香港金融市場，不管真假，甚至是「莫須有」的罪名，大張旗鼓搞幾件「大案」示眾，香港金融市場固然受創，也可同時擊中內地要害！
邊打邊談，激起民族主義情緒，是內地官方慣用手法，對日本和韓國皆如是；但在官媒上說得慷慨激昂，只是配合「鬥爭策略」的需要，在國際大氣候出現轉變時，彼此就會和好如初。
中美貿易戰是美國試圖重建全球貿易體系、提升美國全球競爭力的其中一環；為達目的，美國必須壓迫其他對手。換言之，美國並非只針對中國。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社會氣氛尚算平靜，但人算不如天算，莫名其妙地要「硬推」逃犯條例修訂，令對立重新出現，矛盾不斷擴大。
郭台銘參選總統，將會是台灣政治非常精彩的一幕。如果勝出，對兩岸關係肯定會帶來大變，對香港也許同樣有啟示──商人治港，或許有機會捲土重來。
香港人信任法庭，但法官在「能力範圍」內處理涉及政治訴求的案件，始終有其極限。政治爭拗和衝突，主要應該由政府和議會去處理，法庭的角色應該很小。
醫學界和醫生組織都公開表示贊成引入海外醫生，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既然有共識，斷無理由沒有任何方案可以得到醫委會支持！上周三的投票結果不關乎「技術問題」，是仍有委員不是「真誠」希望引入海外醫生。
如果單從「維護股東利益」作為首要原則，港鐵一定會繼續成為眾矢之的，甚而可能淪為港人的「公敵」！
我絕非質疑何志平先生的為人和行事，但他以個人之力參與國際石油交易，很明顯是沒有充分評估這些活動的風險，亦可能不了解在當前的體制下，中國公民並沒有多少從事「國民外交」的空間。
原先只需處理發生在台灣的一宗兇殺案，政府卻突然來一次大修法例，捨易取難，但又沒有做足準備工夫，受到各方質疑其實十分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