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曰利，政府曰治。2019之後特區政府的角色已生大變，必須帶頭振興經濟；但這並不表示政府官員要事事參與，甚至為商人、投資者「站台造勢」。香港過去何嘗不是如此？
香港現在不是缺錢，是缺乏方向、缺乏領導力，不知道「後復甦」之路應該怎樣走。
國安法處理的都是嚴重罪行，按理不會動輒應用。澳門2009年就已完成23條立法，之後一直沒有動用，這方面經驗可供香港借鑒。國安法盡量備而少用，也許是減少對港造成衝擊的其中一個方法。
中美關係不但沒有好轉，美國對華敵對行動反而不斷升級。從華為到TikTok，中美鬥爭的戰場擴展到企業。可以預見，大陸企業遭美國審查、打壓的數目，將愈來愈多。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要避免結構財赤，除了縮減開支、發債支持基礎建設，還要加上經濟增長，節流之外還須開源。未來兩三年可以回復收支平衡，本地經濟的增長點在哪裏？增長幅度是否可追得上開支？
我們看不出政府解決財赤的方法，也看不到經濟復甦的苗頭，政府官員卻不斷強調大家毋須過分擔心。是官員真的有把握，還是我們「太過悲觀」？
特區政府經常說，23條立法後香港就可專注發展經濟。現在看來，23條立法之後，香港面對的西方打壓只會愈來愈嚴重。香港最大的難題仍然是政治，而非經濟。
垃圾徵費、廢物回收，都是政府今年的施政重點工作。新區議會的使命之一是協助政府施政，對區議會來說，正是發揮它們在新時代履行新任務的最佳機會。
不統、不獨、不戰，相信已成為台灣三大黨大陸政策的「共識」。問題是北京能「容忍」這種局面到什麼時候？更難預測的是，西方國家如果用「烏克蘭模式」，這種策略會否終於觸發一場戰爭？
香港在新聞自由排名榜近幾年急跌，政府的官式回應都是強調《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一如既往未受影響云云。此話當真？
去年全球主要股市都錄得升幅，唯獨大陸和香港下跌，充分說明了香港與內地經濟已連成一氣，榮枯與共。內地經濟一天未轉好，香港都難言真正復甦。
按《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特區的財政預算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事實卻是，香港已在4年內有3年錄得赤字，現在看來，回復預算平衡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當年區議會的定位，是港英政府逐步推行代議政制的試驗場和起步點。經「完善選舉制度」後，區議會全面「去政治化」，還原了本來「地方行政」的角色，從此區議會不再是踏入政壇的起步點。
關於基辛格與中國，史家津津樂道的都是他「詐病」飛往北京密會中共領導人，為中美關係破冰打開第一扇門。環顧現今西方國家，還有哪一位政治人物能夠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會不會是最後一個？
相比香港，新加坡沒有被美國制裁，跟中國關係友好，左右逢源，令區內競爭優勢正向新加坡一方傾斜。而由於香港面對的困局不容易扭轉，長遠來看我們的處境十分不妙。
這一回合的習拜會，拜登是「有備而來」，對華競爭策略和方案俱備，都是以削弱、壓制中國為目標。在這樣的狀態下跟中國領導人會談，試問又可以談出什麼結果？
可是，這一切現在都近乎徹底消失──議員、政黨、仍然生存的社會團體，大多是讚好、擁護，異議或批評聲音弱不可聞。這種「和諧氣氛」，到底是真正和諧，還是群眾有話不想說、不敢說？
政治領袖逝世，通常有兩種版本的評價，一種是官方的，一種是民間的；官方評價沒有否定李克強的功績，但民間「口碑」更多的是稱讚他「貼地」、務實，更了解一般民眾的所思所想，而且肯講真話、實話，不迴避、不掩飾。
世界多極化的特徵是除了美國，尚有幾個大國正在冒起，它們未必跟美國對立，但也不一定事事跟隨美國，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法國，它們都屬於區域大國，有自己的主張，對國際秩序也有自己一套看法。
過去幾年市場不時傳出恒大出現債務問題，但每次它都能化解危機、安然渡過。很多投資界人士都不明白，這種高槓桿、「債冚債」的營運模式為何可以「歷久不衰」？
關於解決香港土地和房屋問題的方案多不勝數，我們不是缺建議，缺的只是決心和執行力。連撤銷一項已執行逾10年、已經無實際作用的樓市辣招都猶豫不決，其他更複雜、涉及更多利益的土地房屋政策，政府是否更加猶豫？
虛擬資產的概念十分複雜，跟傳統投資產品截然不同；而其價格大上大落，相信是吸引投資者參與的主因。對於這種結構複雜，價格又大幅波動的投資產品，證監會為何會准許散戶投資者參與？
政府現在全力推動夜經濟，到底目標消費者是什麼人？那些大力鼓吹要振興夜經濟的，到底他們每周有多少天會幫襯夜市？
極端天氣來襲，沒有城市可以倖免於難。我們慣見其他國家的特大山火、旱災、洪災，在香港都有機會發生，而我們現有的基建設施，可能已無法有效抵禦！
福島核電站排放的不是「核污染水」是什麼？難道是清潔水？可飲用水？有些為日本政府辯解的專家硬說排放的核污水無害，甚至可飲用。
地區官員不再是「父母官」，地區工作要官民和衷共濟，地區人士應該可以監察專員的工作，令權力不會失衡，落在政府官員一邊。唯有如此，方能杜絕藉迎送酒宴拉關係向官員靠攏的惡習。
中國式改革，最後能否創出另一套中國式軟實力與美國抗衡，令中國在經歷眼前的困境之後，能夠再創高峰？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歷史上美國曾打過3場世界級的科技戰。現在第四場科技戰，中美對峙，中國要怎樣打？香港在輸送資金、人才等方面一直是中國大陸的窗口，美國豈會放過？
大學管治模式各有不同，唯絕大部分國家／地區的成功經驗，都是政府／政客盡量減少干預，給予大學最大的自主權，由專家、學者治校。香港要維持本地大學的一流水準，就不應反其道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