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人皆認同，現階段問題是如何設定共同目標，期望從學校這個主群體出發，一步步將法治教育擴大至各個不同機關、企業、組織團體等領域。
浸信會沙田呂明才中學、沙田崇真學校兩所學校有多年的美好結連，校長成為好友，師生得福氣，感謝上帝造就，這些人和事何等美好！
當電腦上的簡單指令就能取代一切時，我們如何向學生解釋寫作課是必要的？當這篇文章只用了15分鐘就生成了，學生們怎麼會有足夠的耐心去寫一篇1400字左右的文章？
後疫情時代正是聯繫地區建制組織與學校的最佳時刻。地區建制組織具有足夠的社區網絡，跟商會、鄉事、政界、民生組織亦有緊密聯繫，加上不少學校具有社區所欠缺的實驗空間與創科設施，兩者互補不足。
本港不少學校有宗教背境，宗教教育觸及學生的心靈，很多時也會涉及學生的情緒、感受等範疇。學校可以如何在宗教教育中加入情緒健康教育活動呢？
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推出「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一系列措施，回應社會訴求。但在原有自認為良好的基礎上小修小改，可以預見措施很難獲得業界有很大的迴響。
筆者認為後疫情教育的特質是去中心化和高度個人化，學校將慢慢換變成近似「學習中心」（Learning Hub）的角色，為學生提供資源而不是主導資源分配的平台，令學生可以更容易就個人學習需要獲得教學資源。
M+這個博物館名字改得好，是一個比一般博物館可收獲更多的地方，但一個+不夠，這博物館場外地方更是個美麗的添加，公共空間的設計富心思，帶給大人小孩歡樂，也給大狗小狗小動物一個好去處。
新冠疫情打亂了學校原有的計劃和安排與學生的校園生活，但亦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實踐創新教育及搜索更多學習的可能性。除了內地姊妹學校外，最近更與新加坡學府建立聯繫，參加他們舉辦的國際線上交流活動。
發明是從無變有，創新是將現有的事物從新組合，以提高其價值。所以「創意」絕不是全新的概念，而是透過從新結合一些舊有元素，以不斷滿足人類持續的慾望與需要。
在教育新常態下，教育領導更需要為學校發展多加思索，本文將集中討論如何透過正向教育，提升學生身心社靈4方面的健康，盼不單全面關顧及支援學生的情緒需要，且能進一步助他們的人生規劃覓方向、尋出路。
法治教育不只是傳授法律知識，更在於教導一套值得身體力行的價值觀，當中不止灌輸守法觀念，更着重公民意識，包括傳授權利與義務、互相尊重和調解衝突的基本概念。
政府近年來大力在幼稚園教育階段的推廣中華文化，以求讓幼兒對自己祖國有更多了解，從小培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然而政府課程指引較為模糊，且未有明確的教師培訓。幼稚園應該教什麼？幼兒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教？
當線上教學愈發普及，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變成常態，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與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之間將出現更大的學習差距。科技教育也潛在類似問題。
在香港的統戰工作，除了聚焦於香港市民外，還需要善用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對外輸出國家軟實力，擴大知華友華的群體。
防疫措施對學生的影響，不僅關係到社會發展、認知和學習能力，而且他們與世界的聯繫也受到很大影響。
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在關愛中成長、享受學習，擁有知識、技能和正面的價值觀，成為未來社會不可或缺的人才，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過去20多年，學校引進不同的行政管理概念，推動學校持續發展，效果算明顯。但教育界要小心，因為愈走行政管理的路線，老師的心思也會慢慢轉移，將焦點放在行政事務多於學生。
筆者建議把近期閒置校舍改建成孵化基地及人才公寓，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益協助青年創業，以務實有為的支援推動香港產業多元化。
教育不是經濟的附庸，也不應被動地貢獻國家發展。相反，應視教育為經濟的推手之一，處於說好中國故事的第一線，肩負溝通文化的責任，乃締結我國與他國新一代合作共贏的搖籃。
大家對於國安教育統籌主任的工作定位都各說各的，起跑線模糊不清，以至於該職位的專業發展更難有清晰方向，隨時出現職能錯配、權責不清等亂象，反而為中層管理添煩添亂。筆者嘗試列出幾點建議，希望建立一個願景。
資源的不匹配，令那些不希望成為教師的人，最終不情願地在教育界工作，並毫無意義地度過他們的一生；精英卻因為教育界的工時及既有文化等原因而卻步。教育界的新篇章要如何才能展開？
筆者認為由教育局主動提供正確的硬性資料，作為學界進行高質量國安教育的養份，能有效減省學界憂慮，同時提升教學效能。
香港DSE雖不至於歲月靜好，但相比之下，縱使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也沒有停辦過一屆，只取消了若干口試及曾延期舉行。入大學的一戰對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透明與公平。
筆者希望共創明Teen計劃在試驗階段後，能將計劃恆常化和擴大受惠對象，持續地扶持學生至成年為止。政府宜對受助的學生作長期的追蹤、跟進和研究，檢視在扶貧方面的成效，這樣才能發揮計劃最大的優勢和作用。
基督徒社創家的故事，正是活生生的見證，如能放諸當下的價值教育和生命教育，所能強調的就不只包括生命價值，更包括生命的技能（與知識）。
內地高考從形式到內容，都正在改變。這些改變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新高中文憑考試的架構。香港考評局可能如同內地高考一樣，在必修科目中增加一些較難的題目，加大考試的難度，達到對5級以上分數段誤差進一步的控制。
商界在社會和教育創新中的參與日漸增加，鄺小姐和羅先生均認為，現時商界已做好準備，和學校同行，共同推展教育創新。
「後疫」並不等於回到疫前；「疫後」往往意味着疫情完結後，打掃災場。「後疫」卻代表着迎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前完全不同。
成功的社會創業家需要跨界別的領導力，讓社企能同時兼顧商業和社會等各方面的角色：既能做生意，又能扶助弱勢，亦可就企業和社會發展，向政府提出業界的意見和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