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stein乃性情中人，台上是藝術家，全情投入，揮動指揮棒，把樂隊演繹樂章帶到更高層次。台下他是凡人，吃人間煙火，為愛情而煩惱。
文章最後幾句寫道：當宗教變得庸俗、商業化，教徒唯有依賴個人的修為，從冥想、禪養、讀經、思辨中，培養自己的品格、提升人生的境界。當然，也別忘了美妙的音樂。
書中有好幾位算是認識的，有同輩，有老師，有只有一面之緣，卻是一見難忘，印象深刻。孔慧怡書寫他們的時候，我們早已沒有見面。原來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出現我們眼前，會讓人有不同觀感的。
朱凱鈴（Jessica）年紀輕輕，少女時已「立志成為一位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體育老師」。儘管教學繁重，朱凱鈴仍然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忙裏偷閒，又在12月17日完成了運動靜觀證書課程。
有舊生說：「我們唸書的日子，最怕到校長室見校長。入去見校長，就是接受體罰，讓校長打藤（那是個體罰合法的年代）。」大家當年進入校長室，接受「打藤」處分，受點皮肉之痛。為此，卻是引以為榮。
談到感情史，李歐梵（Leo）當然有話想說。他的成長，就由大學舞會開始，他們那一代文藝青年，「都是一群感情壓抑的『憤怒的年輕人』。」Leo是通過文學、電影、音樂得到慰藉。
不是一般人都願意去做的工作，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學生卻樂意為之。何穎璇老師說長者普遍接受SEN學生，愛護同學，而同學亦十分樂意服務長者，愛與長者相處。
Doris竟然也成斜槓一族。「一把年紀了，仍然可以靠學回來的知識搵食，仍能獨立自處。」 Doris說得開心滿足呢。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日子到底過得怎樣？唱不完說不盡的張愛玲從來就不是目的，也不是終點，而是一個窗口，一套方法、一條蹊徑，從張愛玲重新出發，我想看看她還能將我們帶到多遠。
黃心村這位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重新梳理張愛玲和她母校乃至香港的因緣……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一些模糊的歷史影像」，都寫在她的著作《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裏。
聶華苓說她一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又說她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隔了多年，我們終於有機會在「他鄉」重逢，感到高興不已。曾經我們是「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忙碌。然後，我們不約而同，來到同一個國家生活，在不同城市居住。
Beckett的《等待果陀》，說的可就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故事。這與挪威作家喬恩·弗斯筆下的女主角等待奇蹟出現，一去不返的丈夫，或許仍會回來。
先說柏楊的雜文，問柏楊：「寫出人性黑暗面，觀點是否過於偏激？」「如果社會沒有毛病，要挑也挑不出來……如果只是歌功頌德，才會真的是滿天毛病。」
Morrie說了很具哲理一句話，這句話與孔子所講的「未知生，焉知死」有所不同，我們不是要探究死亡是甚麼一回事，而是知道每個人會有這麼一天，辭世而去。那麼活着的日子，就要過得有意思了。
兩天內看了三套與「告別」有關的電影：《從前的我們》告別過着不同生活的青梅竹馬，了斷多年的牽掛；《喜歡這個我》告別父母獨自生活，活出自我，擺脫世俗束縛；《怪物》思索成年人何時才能告別無知和偏見。
西西最後一首詩《疲乏》，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會。人來到某個時刻，再也走不動了。眼、耳都累了，腦袋也疲乏了：「千千萬個問號/是非對錯，一直如影隨形/撕裂着你我的神經」。腦袋，一如眼、耳，都想休息了。
魔術師Carson（梁家榗）說：「疫情後，我經常都會變花（玫瑰為主，不怕有刺？），送畀觀眾……」收花者（不一定是女士）的反應多是一樣的，都會大聲嘩叫起來。他沒有想過，一支玫瑰魔力會那麼大的。
奧本海默為此覺得自己有份「殺害」日本平民百姓，接受審訊，他沒有為自己辯護，他要「博取」世人同情麼？在聽證會、在審訊時，這位科學家顯得出奇懦弱，與他在領導科學家研究製造原子彈時充滿自信，像兩個人來的。
唱藝術歌看似小眾活動，但日常生活以外的活動，喜歡唱藝術歌曲，沒有什麼不好呀。
寫於百年前的古典詩詞，一點不過時。當年的人物，有過風華正茂時刻，他/她們並不古板守舊。
唐朝一代寫詩的詩人多不勝數，志清選出100首詩（有只選其中幾句），畫面意境各有不同，有高雅，有貼地，有趣緻，詩與畫皆能道出不同的人生況味來。
誰說鄉居生活閒適？曉文不是個愛停下來之人。傳來她的生態導賞活動，又拍下秋海棠、獅子尾、球蘭、四照花，逐一向我介紹這四種夏天開花植物，講出它們的特色來。
昆德拉就是太愛講道理，不管他講的是《小說的藝術》，還是《可笑的愛情》。當他放慢步伐，不再用文字來諷刺人世的不堪，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年初問何福仁：「西西講足球的文章，可以結集成書呀。」「字數不夠出一本書。」半年過去，《港島吾愛》出版了，第一部分講足球，是為《再看足球》。西西談「看足球」，讓我們也看出人生道理來。
想對請我吃飯的朋友說：「其實最懷念的，不光是你們請吃的精緻美食，而是大家在一起的好時光。」
我們到過粉嶺打高球的，都會察覺到球場的保育工作做得好。Robert的觀察：那是「球會百多年來悉心料理，僱用無數的工作人員，採納了不少專家意見的成果…..房屋發展只會令這片土地的環境破壞更加快。」
四名澳洲中學生在校方允許下，試做一天生意，向同學售賣午餐。縱然結果未如理想，但「經一事，長一智」，比起金錢，他們收穫到更重要的事物。
在圖書館閱讀，80年前的讀者是那麼專注，今天的讀書人在閱讀，也是一樣全神貫注。當年圖書館只有書，來到2023年，圖書館的書架仍是放滿書，就是多了電腦、iPad。
談及當年的風雲人物，William三言兩語，講出他們不尋常的「本領」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