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看這個問題，人人都認為人民幣要下跌，你想要保值，錢又出不去，就變成了「困獸鬥」的場面。只能逼著你在國內買地產。
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理論貢獻不僅具有經濟學價值，還具有很多企業治理結構、制度設計和財務管理的實踐價值。
在國家統計局所調查的70個城市中，有42個存在工業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過剩的城市，其樓價增長不到5%，其中更有八個城市樓價不漲或下跌。這一地區間的分化給中國決策者和投資者出了難題，他們必須仔細思考兩位經濟巨擘的洞見與影響：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
老實說，你給我10億，20億，讓我把「佃農理論」賣給你，我也不幹。自己的思想傳世，是一種很特別的滿足感。
我重視合約，提出漠視合約是經濟學的缺環，填補了它。然後我引進交易費用。但是要引進交易費用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不像講起來那麼容易，科斯也講了很多，但也只是講而已。這個我仰慕的人，我還是要說我不滿意。
斯密《國富論》最大的貢獻就是適者生存、自然淘汰，這是偉大的貢獻，這是斯密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解釋是要把書看清楚，最好把前面的《道德情操論》一起看，兩本書一起看，翻來覆去地念，自然淘汰，這個概念是源自斯密的偉大貢獻，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斯密《國富論》最大的貢獻就是適者生存、自然淘汰，這是偉大的貢獻，這是斯密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解釋是要把書看清楚，最好把前面的《道德情操論》一起看，兩本書一起看，翻來覆去地念，自然淘汰，這個概念是源自斯密的偉大貢獻，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編按：本文為吳教授於2004年11月《商務周刊》的文章，10多年後的今天重溫，仍具相當意義。 文：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鬥去，或者充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能夠趕上改革的偉大時代，得以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並運用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服務，是我的幸運。 革命精神實現目標 1954年剛參加工作不久，趕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接着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歡欣鼓舞之餘，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實際，當時有許多困惑。例如，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由於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必然會無危機地高速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生產卻是一時多了，一時少了，經常出現巨大的波動。 從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 這期間在幹校「牛棚」中，我遇到了顧準，在他的幫助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對行政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後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沿着這條路子走下去，勢必走到封建社會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之類的邪路上去。帶着這些思考，我開始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解決實際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批經濟研究者大量接觸了東歐改革經濟學的新鮮思想。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指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繫的經濟關係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經濟體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於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給中國改革者以很大的啟示。 而且，改革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一批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就愈來愈認識到這種危險。 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們的商品尋租的問題，1992－1994年是信貸和土地尋租問題突出了。我們當初設想，通過有規則的市場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決。例如，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商品市場放開了，商品尋租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行政壟斷權力遲遲不肯從市場退出，土地、信貸等要素尋租的問題實際上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於連。於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遊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並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出路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說的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看問題要實事求是 馬克思早就說過，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至於知識分子，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但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那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麼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 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籲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應該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並把一切問題歸之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闆，也比放在政府手裏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 經濟學家跟政治走 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麼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 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很多教訓，經濟學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經濟學首先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來的面貌說話。這個結論是我們經歷了40來年的曲折後得出的，也是像顧準這樣誠實的學者用生命為代價得來的。 一方面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面，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本着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不論怎樣，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着的下崗職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時，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平台，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Pixabay）
中國的競爭不是跟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競爭，而是跟越南競爭，不要認為有華為成功的例子就以為中國到達了先進高科技。
現在是一個短期的經濟過渡，我們確實處於一個衰退期。我們需要承認這是一種經濟衰退，有了這個意識才不會長期悲觀，新周期總會到來。
讓市場的競爭保護着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着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不能一味的引進國外的東西，中國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外國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們偏偏引進這些不好的，這是大的問題。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市場經濟極大的改變了一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市場經濟愈發達，財富愈充裕、愈能實現個人幸福、愈能更充分的滿足人們的各種利益訴求。當下的中國社會愈來愈急躁、焦慮、衝動、情緒化，正是因為生活的這個世界發生的變化幅度確實是太大了。
假如真的要維持中國的繼續發展，就要注意一下，沒有市場價值的知識、沒有市場價值的思想發展，所謂基礎研究。
除了歐元是個大鍋飯，整個歐盟的體系也是大鍋飯化的。中國的小崗村改革，是脫離開一個大鍋飯體系。英國脫歐，也是脫離開這個大鍋飯體系。
雖然英國並未加入歐元區，但佛利民曾經指出，歐元的實驗勢必將為歐洲的分裂埋下隱患。
政府給高新技術企業很強的政策傾斜與扶助，好像看起來很好，但扶助了此產業，就打擊了千千萬萬其他的產業。
主要原因非常明顯——經濟學家一直充當着對社會改革建議「潑冷水」的角色，對那些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經濟學家帶來的只會是絕望。
中國將繼續充當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貢獻全球每年增長的大約30%。
在耶魯大學，我們對本科生的培養理念是：任何一個在耶魯讀完四年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他從耶魯畢業時，變成物理、電腦、化學或者任何領域的專家，我們會覺得那是一種失敗，因為我們不希望四年大學教育是培養專家，讓他們在某一領域投入那麼深，而忽視其他更廣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機會。
中國經濟已是人到中年，增速放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