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失衡和失序的時代，世界要聚焦於社會再平衡、發展再平衡、生態再平衡、競爭再平衡及民主再平衡。不要介意何種治理模式，而在於什麼治理模式更有助於實現更加平等的社會和確保個人的自由。
全球化迅速連結世界，其實是各國開放和自信、平等與尊重的產物。我們如何開放國界，敞開心扉，學習新的東西，尊重不同的文明，平等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在這樣一個衝突的時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在「一球兩制」的時代，我們必須避免以偏概全，一葉障目；自謙而非自傲，看輕別人；切忌因過慮而不安，自我貶損。今天我們看到中國的問題，美國的問題與世界的問題，最重要一點就是面對亂局處平心而內省。
美國和日本歷史的教訓，叫我們走在復興之路上時，切勿讓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對未來的判斷與預測。在「一球兩制」時代裏，各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在中美兩強爭奪話語權下生存？
「一球兩制」不可避免，「地緣真空」無法存在。地緣政治無法存在真空地帶，任何一個時期，地緣政治出現真空就必然有人填補。當中國變得強大時，中國必然施加影響力，中美之間也會搶奪真空地帶，所以對抗是必然的。
在數字技術發展所衍生的個人自主的新時代，我們必須為我們的生活尋找新的方向。在一個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的時代，如何彰顯我們的創意力就越發重要，而這正離不開每一個個體的自主創造能力。
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是中國不少獨角獸成功的基礎，但這些企業主要是在商業模式上的創新，而非技術上的大躍進。所以今日最大的挑戰是，面對科技冷戰中國如何確保科技創新。
中美兩國是數字經濟的領跑者。在數字經濟的絕對規模上，中國僅次於美國。數字人才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數字化轉型最重要資源和關鍵動力。中國面臨的挑戰是，中國需要具有數字技術和商管經驗的跨學科人才。
過去幾年，內地不少人也加入了唱衰香港的隊伍。1997年以前，是西方唱衰香港。現在除了西方唱衰香港，我們內地也在唱衰香港。我們必須牢記，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是短期內中國其它任何城市無法替代的。
中美脫鈎對全球貿易跟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受到新冠病毒的影響，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依賴中國？展望未來全球的經濟格局，特別是全球跨國企業的運作會進入「一球兩制」的時代。
中國絕不能四處樹敵，我們也需要思考為何中國在40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之後，我們會陷入這樣的包圍圈，甚至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美日澳印四國的準同盟關係。
特朗普不願意出席拜登的總統就職儀式、國會山莊騷亂各派相爭到底是誰的過錯，一連串事件更加清楚地提醒我們，即便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同樣可能出產獨裁者，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民主制度，也調整了我們對拜登的期望。
如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是美國走向民粹的根源，也是特朗普四年前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不僅拜登政府束手無策，而且在盛產經濟學家的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提出一套良方，問題根源到底在哪裏？
與12年前2009擔任副總統時一樣，拜登也同樣面臨巨大的經濟危機。但這一回拯救方案的最大不同點是他要確保盡快控制疫情，恢復正常經濟生活。拜登還可以寄望什麼？
2020年過後的10年，我們可以期待個人自主的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但新冠大流行也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在每一個人更加獨立的時代，在強調個人權力的表像之下，人類只有採取集體的協調行動才有望解決人類的困境。
2020年，新冠疫情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歐美政府減少開支，特別是在公共醫療領域的開支，是造成新冠病蔓延的原因之一。
2020年之後的10年，中美兩國是否可能在南海的微型填海島礁發生短暫的戰事？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日益密切，甚至半結盟的情形下，面對民族主義高漲，中國大陸會否武力攻佔台灣？
1968年之後的10年裏，全球在70年代發生了兩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我們無法預測未來10年，金融危機何時會降臨。但已故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因曾經說過，如果一些事情無法永遠持續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1968年和2020年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有如此之多的類似之處，這包括大流行病、種族衝突等。因此，在1968年過後，上個世紀70年代走過的歷史，和21世紀的第3個10年是否也有可比較之處呢？
如果特朗普反全球化的立場無法吸引美國的企業和製造業回流，拜登的「美國製造」計劃是否也同樣步上其失敗的後塵？
拜登在華盛頓長達47 年的從政生涯，一直擅長向美國國會山議事廳的另一邊伸出雙手，與對手達成妥協，但如今在美國社會處於分裂和對立時，他將如何開始他在白宮四年的歲月？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內地在金融改革，特別在資本項目方面是要追求「可兌換」而並非「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才可以受監管、可控制，不至於像美國般，整個社會被金融專家控制。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人民幣現在的離岸市場，在香港是最活躍的，可是現時用處較少。香港可作為透過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成為人民幣離岸單一市場。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紐約華爾街並不比香港中環有優勢，香港仍可擔當中國與外國的金融橋樑，但面對美國可能的制裁，我們可以利用香港自身的角色，抵銷其負面影響。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美國的金融制裁有多種選項，各種對香港造成的影響都不一樣，視乎美國的政治家會否理性顧及自己的利益才行動。但這並非絕對的事，大選後有什麼蛛絲馬跡讓香港早作準備？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社會已經回歸平靜，但這是假象。社會的確少了暴動、縱火事件，但是那套不信任政府的意識形態仍然存在。
香港要走中間路線的政黨是無法走下去的。這是否和全世界一樣，如今不是左，就是右？所有走中間路線的黨派都無法生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