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市民在醞釀更多的抗爭，另一方面則有人部署派維穩力量來香港執法，這就使香港被林鄭推進到一個十分危險的位置。
排除中國的條款是中央政府認可的「刻意安排」，絕非「漏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林鄭有責任交代《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的安排的來龍去脈，而不是輕率高傲地斥之為「廢話」。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