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學院首任校長林子豐博士強調，香港的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不是語言教育；而是人材教育，不是職業教育。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嚴復一生的著譯事業，實肇始於近代形式的報刊，其影響是頗深遠的。論者已予指出，他「不愧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報刊活動家。」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饒宗頤教授注意到潮商和海外潮人研究的重要性，強調要有跨國的視野，把潮學研究和潮人的海外拓殖史與中外經濟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有這樣才能夠對潮汕的人文現象有更深入而切實的理解。
陳寅恪於嶺南大學任教期間，著述甚勤。他在《嶺南學報》等嶺大刊物上發表了13篇論文，均與開設科目相關。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