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儲局的職責,除了要控制通脹外,還包括要維持就業。對拜登政府來說,後者遠比前者重要。

Omicron的高速蔓延,令新冠流感化的可能性增加。估計西方在疫情壓力減少後又再合力制約中國。問題是疫苗至今仍供不應求,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看來還得花一段時間才可恢復正常。

美國對中國貿易的打壓一直沒有停過,除了不斷把一些新的公司列入要制裁的實體清單內之外,還不斷威脅盟友也得跟着他們一起抵制中國。

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很少會在加息周期的初段就立即回落的。因為,在加息周期的初段,不但通脹尚無法受控,而且經濟增長的勢頭亦會不錯。這些消息的正面作用,足以抵銷加息的負面作用。

如果你想知道當前的市場狀況,問業內人士會好過問分析員;但如果你想知道往後一段相對長的時段裏,市場或會出現的變數,可能去問分析員好一些。

其實,要把蟹捉實,而又不虞被鉗,並不太難,只要從蟹的身後,用一隻手從上而下捉着蟹背的左右兩邊(不是前後兩邊),蟹就不能把鉗反過來鉗捉牠的人。這樣就可以連爪縫的位置也刷乾淨。

食物可以用火去煮熟,亦可以用醬料去「醃熟」。做醉蟹要用黃酒、生抽、赤糖來醃製,醃製的過程中,一樣有殺菌作用。

如果中國有意與美國進行全方位的比併,就不可能任由美國的經濟活動可以如常進行,而自己卻要時不時受疫情制約,如果病毒的毒性出現進一步的減弱,那中國是否應該考慮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新一代的中國企業家,即使是農民出身,從未去過哈佛進修,一樣有能力管理好上萬人的企業,並在新科技領域上與西方企業爭一日之長短。

即使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有不少長期向好的因素,2022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會十分大。在這種形勢下,中央在施政時,宜「使民以時」,讓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才可以積累力量。

事實上,市場上確有些交易,買家是一次過付款的,銀行並沒有角色扮演,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也叫銀行來負責部分第三方支付角色?

政府有意在新推出的土地賣地條款中,設立單位面積的起碼要求,以阻止發展商興建太多的「納米樓」。

人類在野蠻年代的歷史更長,在我們基因裏遺留下來的印記更多,更值得我們好好地去學習,要學習這段歷史,不能只從書本裏去學,還可以透過實踐中去學習,露營只是其中一種。

房地產是一種投資性強的商品,而非一般消耗性的商品。與消耗性商品不同,投資性的商品則愈平愈少人敢買,怕買了會引致虧損。因此,當房地產的價格趨跌的時候,不但投資者不敢入市,連有實際需要的用家也會猶豫。

西方企圖以廣泛接種疫苗來對抗病毒的構思並不可行,更可靠的做法可能是最原始的避免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隔離措施。

內地方面的謹慎亦不是沒有理由的。中國有14億人口,而在防疫策略上,又選擇了務求清零的做法。一旦因與香港通關而露出一個缺口,後果可以十分嚴重。內地覺得,通關的風險與回報有點不相稱。

愛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切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

過去是中央政府不夠強勢,以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這當然不好。現在中央政府太強勢,大家有不同意見都不敢提出來。結果是明知前面有個坑,都沒有人願意提醒一下中央,寧願大家一起跌入坑裏。

像恒大那樣處於高負債的公司,在中國行內比比皆是。只要房價出現輕微下跌,這些公司的賣樓收益就會比預期中少,令公司沒法履行它的支付責任與債務承諾。行業性的債務危機於是一觸即發。因此,政府宜及早行動。

恒大問題並非個別公司的經營不善問題,而是整體行業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要解決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已不可能靠解決個別公司的具體問題去達致,而是要從調整行業的生態環境著手。

近年,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人口增加得快,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低,顯得非常擔憂。今次採用與病毒共存的結果,卻令到第三世界的死亡率大升,而西方國家的死亡率卻沒有太大的增加。這或許可以令西方人可以放心一些。

以香港人的生產力,大部分都負擔得起房屋建築費有餘,根本毋須靠政府資助,也有能力解決住屋問題。關鍵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土地供應,以及是否願意少收地價罷了。

政府自己不肯放棄來自地價的收入,怎好意思指控地產商不肯平些賣樓?在麵粉比麵包還要貴的年代,平賣麵包的結果,就是沒法補充足夠的麵粉,去做更多的麵包。這是導致很多小型發展商沒法經營下去的主要原因。

今次新世界自己成立社企去做,而且做的是本應由政府負責興建的資助房屋,引起社會較大迴響。商界朋友因此擔心,從商賺錢會成為原罪,需要不斷地去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當作買贖罪券。

世界是人類命運的共同體,人類應該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協商合作、爭取互利共贏。西方國家長期都沒有在國際問題上講民主,反映他們對民主根本缺乏真誠。

中國的執政者必須重新檢討中國的分配方式,不能再容許經濟發展的得益,大部分落入少數商界手裏。共同富裕於是成了增加內需,促進經濟內循環的必由之路。

任由病毒蔓延的結果,不單會增加重症與死亡的機會,還會增加病毒變種的機會。新的病毒雖然不會刻意弄死宿主,但會變得更有抗疫苗的能力,亦會更懂得應付人類的抗體,西方人或被搞到「唔死一身潺」。

美國商會有人說,如果去上海或香港,到埗後都要隔離21日的話,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去與病毒共存、不用隔離的國家做生意,這聽來不無道理。所以我亦一度懷疑,中國是否亦得採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由於中國的產品不愁沒有人買,美國的進口商沒法把關稅轉嫁給中國的生產商,美國政府徵收的關稅,只好由美國的消費者自己來承擔。

香港野豬問題的終極原因,是野豬在香港已沒有其他天敵,而且野豬的繁殖速度又極快,如果政府不肯站出來去阻止野豬的增長,香港人就得有心理準備,野豬會逐步侵佔更多的港人生存空間,港人是否都願意作這種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