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有幸處於此第三大全球化，由全盛到散場的歷史關頭。西方若決定要將中國逐出，那麼由林鄭月娥這種人坐鎮的「國際金融城市」香港特區，又怎麼辦？
平情而論，政府向市民派口罩，就算不是大好事，也不應該是什麼壞事，何解會有這麼多的批評？
中國人社會一接近權力，奴才打小報告之民族劣質發酵，別有一副其他民族所無的陰狠之勁，源自中國太監文化傳統。
我們要在抗爭中堅持生活。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打贏這場持久戰。
中國在香港已經破罐破摔，採取主動，寧願殺雞取卵也要攬炒。這就是「《基本法》23條未立、《基本法》22 條先廢」的啟示。
什麼時候中聯辦一個辦事機構變成一個權力機構？什麼時候中聯辦主任一個部級官員變成有權監督「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區？
譚德塞在埃塞俄比亞出任衛生部長時，三次隱瞞國內的霍亂，委任津巴布韋暴君穆加貝為所謂「親善大使」，完全當世界輿論如無物。
最新一輪打壓是瘋狂的，而且針對的都是「和理非」人士，不會幫助政權贏取民心。
疫症令教育界面臨一場變革轉型，在這段時期內，學生的學習能力、公平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心理健康等等，到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如果疫情仍要持續一段頗長的日子，我們便要學習和適應這種「靈活」的生存方式：今個星期生活如常，但可能下星期又再次如臨大敵……將這種抗疫的生活模式視為「日常」。
這幾天已經很多老朋友接着問，武漢解封了，還不回來？我還是笑着說，把辦公室的事情交代好，把一些需要協助的人都安頓了，我便回家。
在疫情期間，民眾和媒體的焦點轉移，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比起運動高峰期有所回落，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在這個背景考慮之下，我們反而可以說，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的下降程度，並不如想像中大。
其實疫情不斷變化，有很多嶄新和突如其來的挑戰，政府所做決定慢了或者有所偏差，不足為奇，簡單直接承認認知不足，不少市民都可以理解。弊在林鄭的高傲死性難改。
駱惠寧在中聯辦網頁撰文，說要「咬定青山不放鬆」，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要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干擾而迷惘。
武漢肺炎不只令世界經濟停頓，而且令全球化的精英大腦正常活動，停頓了兩個月。
我們尤其希望美國認真反思其對國際合作應對危機的態度，不要再一味指責中國等國了，因為這樣做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會激化矛盾，削弱大國合作的基礎。
對於「武漢肺炎」一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反對！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我更要反對！
面對這次疫情，香港人沒有靠政府，但我們肯定靠醫護。撐醫護、保醫護是我們起碼應該做到的回報。
「官僚性格」可以被疫情激發出來，但事實上這種性格不僅蟄伏在我們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還被社會豢養，因為幾乎每一個社會運行的單元都是一個「專制的小單元」。
陳健民作為一個溫和民主派學者，在出任「佔中」發起人之前，他與中共官員、香港當權派一直維持良好的溝通。這樣一位學者成為政治犯，既反映香港的墮落，亦反映中國的倒退。
為了防範新冠病毒傳播，各國都採取嚴格的出入境管控措施；如果所有國家都採取嚴格的入境政策保護國民，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筆者認為這不是結束，而是一種形式上更安全、更穩定的全球化的開始。
因為疫情嚴峻，香港人理性處理抗爭運動，多人參與的社會行動大為減少。但林鄭政府在抗疫上的不合格表現，在疫情嚴峻時政權仍然埋首搞鬥爭、搞分化的卑劣行為，香港人都看在眼裏，忍隱待發。
過去40多天，實在是太太太太充實了。回頭一看，真是百感交集。或許將來回來的時候，可以攪一個「見招拆招」分享會。
中國在歷史上，人性從未解放，因此自知性缺乏擴展，自然技術無進步。對於技術的沉滯，中國20年來想出來的捷徑，就是向西方大舉盜竊。
登記功能組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終結功能組別。退一萬步，就算是外國那些爭取獨立的政黨，也會參與各自所不認同的國家的議會選舉。
林鄭小報告把抗疫失誤諉過於人，然後厚着臉皮要求中央協助，不正就是想別人背黑鍋而又自己領功嗎？
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疫症蔓延時，本應政府要帶頭，振奮士氣，團結人心，顯示領導能力；此時此刻，由民望死水的林鄭政府去領導防疫，家門不幸。
中國不抄西方民主，只有托古復辟，在21世紀，為13億人口找回一個好皇帝。眼前一場大瘟疫，就是考驗所謂威權主義的時機，也是這位新皇帝向世界大展身手、示範其如何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好機會。
作為一個成立不足兩個月的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就勇敢上陣，進行富爭議性的罷工，爭取到多數市民的支持，迫使政府不斷修訂政策，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