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中國近五百年來最偉大的政治家，恐怕亦是五百年來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明代宦官權大識淺，不懂處事而每誤事，張居正擺平制肘朝官的宦官問題，取得皇室宮人的絕對信任，改革新政便不會縛手縛腳，可以大展拳腳了。
金庸自己也快將離開《明報》，便及早安排我到學術性較濃的《明報月刊》工作。如無事故，我可以安安穩穩輕輕鬆鬆工作至退休，有如給我一張長期飯票。我對金庸為我的費心，未宣於口，還是永遠內心銘謝。
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15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1988年8月8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的革命事業得助於謝纘泰良多，他若沒有謝纘泰的支持，便如失股肱。興中會的事業，也不能這樣的波瀾壯闊。
最早期談及推翻滿清帝制，而又是由曾經親身參與革命，當事人撰寫的著述，首推謝纘泰寫的是《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我們讀歷史不能單單讀到一紙片面文書，便深信不疑，責難他人。
革命前賢尢列寫《楊衢雲略史》所說：當時選出的會長稱「總辦」，讀歷史的人都明白「總辦」的身分地位便是今日所稱之會長。
「哎喲！那是粥啊！沒有飯吃才吃粥，正傻仔！」
也許年紀和我相差不遠的人都記得，戰後曾有全副武裝的軍人在西營盤拍門上樓實彈操演。突然一卡卡軍車穿迷彩軍服的西洋軍人在薄扶林道、第二街、第三街一帶跳下車，像巷戰一樣佈防。家居也曾被這樣的一個軍人拍門要進來，拿着槍械，跑到露台，向外瞄了一會，看來地點不合，便走了。
香港是法治社會，產生問題最終都以法律定對錯。但政府發行的貨幣連政府機構也拒收，實在可笑，也說不通。
想到作家的成就是社會提供客觀的條件而致，社會大眾為何不能享受由社會養殖出來的成果？社會日益進步，資料急遽劇增，影印保存以供要時參閱反而多多限制，是社會一大退步！
垃圾，是城市的廢物；猶如人體消化食物後要排出廢物一樣，這是必然的現象。愈發達的城市，廢物也愈多。可以利用收費去減少人體排出的廢物嗎？垃圾要收費，只苦了勞苦大眾，只苦了貧困人家。
正如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所言，「誰無父母，提攜捧負；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布奠傾觴，哭望天涯。」一種可以海外出兵的觀念，帶來舉國慘痛的教訓有人尚未醒覺。如此冥頑不靈，良知泯滅，令世人悲憤。
中國人在踏進世界舞台後，向前看之餘，也一定要向祖國的傳統文化回顧望望。
我心目中的立法會議員，也要符合這三種條件：有責任心，有是非感，幽默。幽默的人，其實代表一種智慧，包容，思想不會僵化而有彈性，也可以說幽默的人不會作出暴戾的行為。
中國文化發展也脫離不了這個定律，但奇怪之處竟然發生兩周。第一次是商周的封建時代至秦的統一及東漢五胡亂華。第二次起自南北朝隋唐至清末西洋文化東漸。
歷史形態學是一門學問，研究者將文化進程分作五個階段，筆者統撮而稱之為封建時代、春秋時代、戰國時代、大統一時代和衰末時代。
中國文化究竟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吞噬，或是再走一次文化歷程，創造出璀璨的文化國度呢？
作者文雖暫而意無窮，閉目可見數十年後的小昭，白髮蒼蒼仍佇足東望，滿懷失落之哀傷。這對戀人傷心離別，寫來情容並茂，實而不華，哀而不傷，讀者恍如置身其境。
金庸小說中，也寫有不少人性醜惡的一面。書中連惡人的兇橫也有好幾種。
《飛狐外傳》商家堡尋妻一幕，是金庸小説中其一經典之作，表現出作者至深湛的寫作功力。
作者借一個美女之口，衷心讚歎另一個美女之美，自愧不如。阿九之美可想而見。阿九之美，清暉之中，帶着人間高雅貞潔，一般人形容美女，只談樣貌。但作者在這兒卻繪聲繪影、美人胚子、恍至眼前，真箇掩卷猶香。寫黃蓉，卻是另一種筆法。
寫令狐沖出場的筆墨沒有白費，讀者在令狐沖未現身前已知道他是一個怎麽樣的人物，印象深刻之至，人物的描繪極成功。 道他是一個怎麽樣的人物，印象深刻之至，人物的描繪極成功。 （圖片：香港1996年電視劇《笑傲江湖》劇照）
人物的映襯尚有郭靖之渾璞與黃蓉之機巧。美女溫青青對阿九的驚豔襯出阿九的絕色，毒手藥王無嗔前三名弟子的辣手蛇心襯出關門弟子程靈素的清真淡雅等等，都是以人襯人的手法，使得他們的性格更鮮明。讀者對他們的印象更深刻。
金庸小說的懸疑還配上驚濤拍岸的詭秘嚇人，高潮迭起的張力。
金庸對於把電影和舞台劇的手法融入文學作品之中，在我國即使不是第一人，也是運用得最好的一人。近代作家極少運用影劇語言加入小說之中，而又運得這樣恰當和深受讀者歡迎。
武俠小說是虛幻神異的世界，按理應會用全知觀點去敍事，但金庸在小說中，除了用旁知觀點敍事外，竟常用旁知觀點，而用得恰當非常，令讀者不自覺地代入書中人的感受。
《雪山飛狐》有許多優點，但最具特色之處是結構嚴謹，當毫無異議。小說的空間也非常有限，不過是遼東長白山麓烏蘭山玉筆峰一帶，僅是這一天中，故事就三轉四折，不斷奇峰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