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這種一廂情願的姿態無非出於兩個原因，一是過分投入而不理事實，二是有利益在身而希望改變事實。
外交界人士說，外國加快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合作，原因就是看見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愈來愈左。表面上這是中國內政，但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卻涉及全人類的利益。北京想抽空處理，無非是為了政權穩定。
中國等15個國家前日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成為全球涉及人口、經濟總量和貿易額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對於這類國際的合縱連橫，有四個角度必須注意。
人們不斷觀察香港近年的變化，都問同一個問題：「如果這隻生金蛋的鵝死了，那麼，兇手是誰呢？」
中美關係能否修復？除了看拜登的對華政策外，還要看中國對外的「進取」政策會否調整？
這次「螞蟻」緊急煞車，又給外國一個批評的理據了。不過，從中國官方的角度看，也有他們擔心的理由。
當年軍閥和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用盡各種方法控制議會。共產黨執政後，同樣控制議會。今天的港府也是一樣，使出各種「合法」手段，有時則用旁門左道，方法比前人「進步」了一些，但同樣掩蓋不了政治意圖。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從而觀察：「習家軍」已經鞏固，當中哪些人可能是習近平的接班人？
中國為免美國破壞，提出「雙循環」的對策，即在國內經濟循環，並努力維持國內外經濟運轉。前者不難，這也是中國經濟最容易奏效的自救方法；但後者卻困難重重，因為西方世界已把中國崛起視為「必須遏制的趨勢」。
國泰港龍停止業務，大幅裁員，成為疫情以來影響最大的裁員行動。為了挽救以至復甦香港經濟，港府與內地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今年是韓戰70周年，內地近期大力宣傳當年中國抗美援朝的偉大，還製作紀錄片和電影。很明顯，今天的宣傳跟近年中美關係惡化有直接關係，甚至有極大關係。
愈大的強制性向心力，只會變成幾何級數的離心力；官方不能凝聚向心力，反而在提煉離心力。
當年深圳的某些改革，我也有某程度的參與。我從看着嬰兒嗷嗷待哺的心情，到了後來的傷心淚向人前灑，可謂百感交集。
教育局本想採取內弛外張、內緊外鬆的方法，因為心知一定會引起高度反彈，但林鄭月娥卻要求高調處理，要公開宣示老師的「罪狀」。為什麼？
一些大陸「小粉紅」和官員「恭喜」特朗普「病得好，可以休息」，還說這是他「祝賀中國國慶的禮物」。這些表現除了顯示幼稚之外，我真不知道還能顯示什麼？
聽不到外界的聲音，就不知外面發生什麼事？外面的人在想什麼？這種情況對執政者是最危險的。
港府官員碰着政治問題就誠惶誠恐。他們以為只要政治正確就行，但什麼才是「政治正確」？卻一頭霧水，以為事到如今，什麼都不幹就最好了，結果「完美地」演繹了始亂終棄。
美國旨在吃掉或控制TikTok，在「國家安全」的大帽子下，使出強硬手法，TikTok不能不退避三舍，尋求機會盡量減少傷害。
國家不夠錢，就會想到民間的錢，中外一樣，古今如是。所以，文件要求商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聽黨的話，下一步甚有可能出現的是：在黨需要錢的時候，你就要乖乖奉獻。
假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屬於失敗的話，而港府和建制派的其中一種說法是──「有人挑撥離間，唱衰這個計劃；甚至有人散播謠言，採集的樣本將被送到內地去，引起市民的無謂擔心。」到底這個原因能否成立呢？
官方當然把毛澤東置於至高無尚的地位，因為他是開國之君，對今天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須保護。
如果沒有自身的失德和施政失效，外來力量能有那麼大的「煽動效果」嗎？如果只懂打壓，那就是強權自侮而已。
港府引發有沒有「三權分立」的爭論，試圖一錘定音：「沒有！」跟着，官員和建制派紛紛拿出理據，合力炮製一宗「三權分立謀殺案」。
官方稱，十多名香港人在逃往台灣的海路上被大陸官員截獲。如按現時機制行事，港方須增加透明度，並從速跟進，不能像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那樣，跟進多時而無下文。
作為下級多數要按上級指示辦事，但我經常跟體制內的朋友說：不要跟車太貼，否則可能自己撞到車毀人亡！
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中共歷來都打壓「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
中共歷來擔心，民營企業主賺了錢，就會財大氣粗，甚至富可敵國。所以，到了某個時候，中共就要把他們收編，要求他們入黨才安心。
聰明的政治家面對政治鬥爭時，都會考慮怎樣傷人而不傷己，或把自己的傷害減至最低。可惜，中國政治卻着重考慮「虛」的一面，而把「實」的一面棄如敝屣。
自從港版《國安法》生效後，政圈裏出現一個新名詞：「五腩肉」。何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