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來的「共產風」歷史告訴世人：官方低價「贖買」民間資產，用其他經濟犯罪、刑事罪行以至政治理由扣大帽子，事例屢見不鮮。
屆時，難道中國寄望塔利班向美國發動攻擊，來一次真的圍魏救趙嗎？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也不合符中國的利益；因為屆時內部問題、兩岸問題也許會發生變化，應付乏力。
東奧政治爭議不絕於耳。作者認為，政治化是一種慣性，但只要大家清醒，泛政治化必會退潮。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最終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這只是一個過程和快慢的問題。
不少運動員既是體育精英，也是「讀得書之人」，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文武雙全；何詩蓓就是典型之一。反觀今天的教育方向，就是一種「倒模式」的設計，把年輕人的腦袋束縛起來，長遠來說，只會導致「思想便秘」。
當體育記者時，最深印象的是國家體委副主任袁偉民：他上場比賽，盡全力，退役後成為教練，就把力量傳給其他運動員。中國女排當年成為「多連冠」，就是袁偉民當教練的時候。
不少讀者在書展中跟我拍照留念，我都跟他們說：「希望不要因為這些照片而連累你！」他們都說不介意。我感謝他們的誠意，但心裏卻有說不出的滋味。為什麼會有這種連累別人的顧慮呢？是我的過慮？還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如果回顧香港和台灣關係穩定的時候，香港可以發揮兩岸的「潤滑劑」作用。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曾在2000年訪問香港，就是一例。
這次美俄峰會，普京是大贏家。
香港官場愈來愈多了一種「學問」，名為「厚面學」。
悼念「六四」是市民的意願和權利。忽然聽聞，有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進行「悼念『六四』智慧大賽」，並表示「有辦法不會犯法」。何解？
台灣也想借助陳同佳案來創造既定事實，就是台灣與香港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接觸。雙方各有堅持，這就令港台關係跌破冰點了。
早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撰文批評中央政法委微博帳戶嘲笑印度疫情，被一些網民炮轟，還挖出他過去的言論，大肆攻擊。到底這是一個怎樣的文化現象？
港大的行動預示未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間接激勵出一些未來的社會活動家。當年的港大學生、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就是被港英政府打壓而加速投向左派陣營的。
飯後在街上閒步，唯一的得着是：這頓飯讓我多了一個可悲的寫作題材！
市民不想跟港府鬥氣，但他們總覺得官方卻經常與主流民意鬥氣，那就你有你鬥，我有我棄（hea）了。這種反應，甚至到了「自動波」的階段，不用其他人鼓勵，市民已經懂得反讀港府的話了。
最近，內地民政部發出文件，推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遏制結婚風俗的不正之風。內地網民普遍表示歡迎的支持。不過，中國的事情往往是動機良好，但執行方面卻經常出現偏差。
既然大局已經全在掌握之中，為了創造更好和更有說服力的氣氛，官方何不再來一些範圍更廣的諮詢？
新疆棉其實是優質棉，可以出口賺外匯，現在卻變成中國內部的「塘水滾塘魚」。外國政府雖然也沒有什麼好處，但已掩口而笑。
美國絕對搞不亂香港，香港如果亂，只會是「有權勢的自己人」搞亂而已。
市民不是傻的。大家都學懂了不少內地人的「反讀法」，也懂得用官方的行為來教育自己。張曉明等京官來港「諮詢」、「改善」選舉制度，很多人笑了。
中國政府控制人民，卻把人民的利益輸給自己的控制慾，這不是極荒唐的世界嗎？
拓展民智的同時，也要壯大民氣。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隧道；所以，必須努力穩住情緒，提高情商，否則只會自亂陣腳。愈困難的時候，就是愈要實行「新三民主義」的時候。
在中國的官場裏，有很多規矩，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逐漸變成一種官場文化，也就是一種常態勢力。
國家安全的範圍很寬，這些錢可以用在收集外國對香港不利的情報，也可以用在打壓官方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本地正常活動。第一點可以理解，但第二點就令人擔心了。
「借力打力」最終只會變成傷民而不利己的枉費氣力，卻傷不了真正的敵人。
在「左處未算左」的盲動之下，不排除支聯會還會受到更大的壓力，甚至被無理取締。可是，平反「六四」的訴求會因此而消失嗎？
港府已宣布到農曆年前，每日都會封區檢測，市民不是一概抗拒病毒檢測，對封樓封區也不一定有怨言。可是，港府的政策和措施在執行時卻沒有統一的標準，讓市民無所適從。
緬甸發生政變，美國和西方陣營必須分心關注緬甸局勢，將會分散針對中國的壓力。如果形勢發展到西方陣營需要動武的話，中國就更開心了。
最近香港官場出現一個猜謎遊戲，就是在疫情稍為穩定之後，會否有人被拿來「祭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