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認識大坑，是因為中秋節的舞火龍，這是全年最熱鬧的日子。
銅鑼灣之得名源於一個像銅鑼的海灣，1883年首次填海，海岸線由今天的銅鑼灣道移至對出的海堤（causeway），即現在的高士威道（Causeway Road），餘下的海灣闢為香港第一個避風塘。
早期山頂遍布許多古典的西式建築，是社會名流聚居之地。今天，山上山下已經面目全非，山頂酒店變成山頂廣場。但只要細心留意，仍可找到一些歷史遺跡，讓我們追憶昔日山頂景貌。
從太子道早期的建築物可以看到當年流行的設計特色，那時除了包浩斯外，也興起裝飾藝術（Art Deco）風格，兩者的特點是外形簡單，着重功能。不同之處是裝飾藝術帶有古典餘韻，講求對稱，並加入垂直線條和幾何圖案，以增特殊的裝飾效果。
屯門自古以來是海上交通要衝，位處青山和九徑山之間的青山灣（舊稱屯門灣），向內陸凹入，呈三角形，是天然的避風港，吸引漁船聚集。
爛泥灣五村與對岸白筆山的紅山半島共享大潭灣的美景，但爛泥灣五村距離石澳道頗遠，與世隔絕。五村的居民大多已經搬走，留下不少空置平房，日見破落。
與荃灣市中心僅一箭之遙的北面山丘，仍保留寧靜的道場環境，讓人擺脫塵囂。1950年代初，大批僧侶道徒南下，該處更成為他們心靈寄託之地，寺廟道觀湧現，成為香港著名的佛道勝地。
杯渡禪師將佛法普施大眾，被視為第一位將佛教傳入香港的人。青山禪院後方的岩洞相傳是杯渡禪師修道之處。
位於沙頭角公路的軍地村，毗鄰新圍軍營，許多人以為該村名稱源於英軍的軍營。但其實軍地村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出版《新安縣志》已有記錄，即是英國租借新界之前已經存在。這是一條雜姓的原居民村落，分別是劉、楊、官、鄭四姓。村中的義公樂居約建於1900年之前，紀念為護村而犧牲的村民，現為三級歷史建築。
魯班廟為兩進式建築，處處表現出工匠的巧手技藝，為民間廟宇作出最佳示範。
魔鬼山下的鯉魚門仍保留鄉村景貌。
茶果嶺最興旺的年代由1947年油庫設立開始，至觀塘工業區的出現。油庫曾為茶果嶺帶來就業機會，吸引許多外人遷入居住。此時遇上內地人南來香港的高峰期，租金便宜的茶果嶺成為他們的棲身地，有些在村中開設小型工廠。
與會督府同年落成的還有一間男校，名為聖保羅書院，是香港最早的中學之一。
坊間流傳曾貫萬一夜致富，話說某日有海盜劫得16罈鹹魚，登門求售，曾貫萬以800錢購入，後來發覺鹹魚下面藏有金銀，因此成為富翁，但曾氏後人不認同此說法，認為是以訛傳訛的故事。
這些在不同年代落成的建築物，為尖沙咀一段彌敦道寫下流金歲月。
是次倒塌的 B 座，與 A 座和營房大樓同建於1864年，是中區警署（大館）第一批落成的建築物，深具歷史價值。它們由香港第二任總測量官急庇利（Charles St George Cleverly，1817—1897）設計和監督興建，港島早期一些建築物如聖約翰座堂和總督府等，急庇利都有參與設計，尚留存至今。
大家經過銅鑼灣電車總站附近，會見到聖保祿學校、聖保祿醫院，以及旁邊一座採用中式設計的聖公會聖馬利亞堂，但可有留意聖保祿醫院背後還有一座屬於聖保祿修會的基督君王小堂？
大澳其實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供奉了眾多神靈。要認識這個社區，必須走進當地人的宗教世界。
（封面圖片說明：位於聶高信山腳的西旅指揮部，默默守護着一段歷史。） 港島的黃泥涌峽有五條路交滙，包括黃泥涌峽道、大潭水塘道、淺水灣道、深水灣道和布力徑，是往來南北的交通要津。太平洋戰爭時期，駐港英軍在此設立指揮部。1941年12月18日，日軍兵分三路渡海入侵港島，隨即進攻黃泥涌峽。雙方短兵相接，死傷慘重，成為開戰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戰役。 首條軍事文物徑 今天我們來到黃泥涌峽，仍見到守軍用作指揮部的房屋和碉堡陣地，附近一帶還留下不少軍事遺跡。2005年政府在此闢設一條軍事文物徑，途經彈藥庫、高射炮台、機槍堡和指揮部等，共十個站。每站均有資料牌介紹有關戰役，讓人憑弔。這是香港第一條的軍事遺跡徑，它由經濟局屬下的旅遊事務署牽頭，夥同古蹟辦設立。 此軍事遺址不為香港人注意，但加拿大人卻十分重視。因為在黃泥涌峽戰役中，死傷最多的是加拿大人。在日軍侵港前一個月，加拿大政府派出近2,000名士兵千里迢迢來港支援，當時並未預期真的打仗。他們裝備不足，欠缺訓練，對香港的地理環境亦不熟悉。還未站穩腳跟，太平洋戰爭便爆發了。他們面對配備精良、久經作戰的日軍，表現出堅強勇氣，負隅頑抗。結果有290人在戰事中陣亡，另有267人死於戰俘營中。 香港是加國參與二戰中死亡率最高的戰場，加拿大人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曾有加拿大老兵重臨黃泥涌峽追憶往事。該國駐港總領事館每年12月第一個星期日都往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悼念葬身異鄉的同胞，黃泥涌峽軍事文物徑的設立，與他們在背後推動有莫大關係。 加拿大殉職戰士 醉酒灣防線失守後，守軍全部撤回港島。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C. M. Maltby）少將把他們分開東、西兩旅。東旅由華里士（C. Wallis）領軍，指揮部設在大潭峽，即大潭道及石澳道交界；西旅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J. K. Lawson）擔任旅長，指揮部在黃泥涌峽，即今天香港木球會的對面。 日軍進侵港島後，12月19日早上圍攻黃泥涌峽，包圍西旅指揮部，羅遜與莫德庇用無線電通話，說了一句：going outside to fight it out後，即與指揮部所有人衝出作戰。結果差不多全軍覆沒，羅遜成為這場戰役中最高級別的殉職軍人。 同日，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團（Winnipeg Grenadiers）A連和D連在畢拿山抵抗日軍進攻。其中A連由軍士長奧斯本（John Osborn）帶領，日軍每次投擲手榴彈，都被奧斯本一一拋回，但有一枚卻來不及撿起，在危急之際，奧斯本大喊一聲，向隊員示警，然後飛身撲向該手榴彈，不惜犧牲自己來拯救同袍生命。 黃泥涌峽紀念碑 硝煙雖然已經消失，但思念之情仍然存在。2005年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在此設置了一塊牌匾，獻給加拿大旅軍總部C旅成員。內容以中、英、法文書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日本敵軍進侵這帶戰略重地。當時，加拿大旅長約翰‧羅遜正於這興築在山坡的地堡指揮西旅軍。雖然得不到任何支援，約翰‧羅遜仍拒絕撤退，地堡終被攻陷。他在陣亡前最後與指揮官通話仍聲言會衝出地堡與敵軍決一死戰。他最後不幸殉職，其英勇表現深受同僚和敵軍敬仰。」寥寥數語，道盡當年的慘烈戰況。 此外，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又在今天港島徑第五段設立牌匾，獻給溫尼伯榴彈兵團全體成員，內容講述奧斯本的英勇事蹟。戰後他獲英國追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是香港保衛戰中唯一獲此最高榮譽的軍人。 黃泥涌峽一役，是香港保衛戰最重要的一天。日軍奪取這個戰略樞紐，等於截斷守軍的交通，阻止他們互相支援。東旅旅長華里士雖曾發動反攻，惜勢力懸殊，最後被迫退至赤柱半島一角。這批殘餘部隊已成強弩之末，與日軍爆發多場激戰後，終告回天乏力。楊慕琦和莫德庇在12月25日宣布投降，歷史上被稱為「黑色的聖誕」。 其他的戰爭遺跡 黃泥涌峽的軍事遺跡因加拿大人的關注而受重視。相比之下，大潭峽、赤柱等地的軍事遺跡卻被人遺忘。石澳道和大潭道交界的機槍堡屹立了該處70多年，下方的山體內開鑿了頗大的密室。現今入口已被草木和垃圾遮蔽，裏面成為了蝙蝠的棲息地。 殖民地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都忽視香港的戰爭遺址。既不打理，亦很少作出介紹，以致它們日漸破落，甚至遭人破壞和塗污，不忍卒睹。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村民回來修復教堂和重建鹽田，先後奪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令人刮目相看。
我希望機槍堡和舊飛機庫將來可以搬回原址重置，讓人知道它們與戰前啟德機場的關係。
皇都戲院是50年代前衛建築的僅存代表。經歷了半世紀，它已成為港島區市民的集體回憶，讓我們尋找到昔日「小上海」的一麟半爪。
薄扶林水塘、大學堂和伯大尼修院已列為法定古蹟，牛奶公司前高級職員宿舍、辦公大樓和牛棚亦獲評級。此外，方圓一帶還隱藏了許多與養牛有關的遺跡，如石圍欄、儲存牛糞的「牛屎湖」和儲存乾草的「草廬」未獲重視。這些都是香港罕有的工業文化遺產，因為密林掩蔽而不為外界注意，任由荒廢。
許多人想像不到，今天人口稠密的牛池灣（港鐵彩虹站一帶）竟然隱藏了一條古老鄉村。1819年的《新安縣志》已有牛池灣村的記載，屬官富司管轄村莊，推斷在乾隆年間形成，距今200多年。昔日的村民如今已散居各地，但每年節慶他們又會凝聚一起，鄉情未變。
我每次乘車來到西貢墟，都會被路旁一座雪白的西式樓房吸引，特別是藍天的日子，建築物更為動人。其實這座樓房原是商人李水生的住宅，約1940年建成，日治時期被徵用為日本憲兵隊總部。
舊校舍出售後隨即拆卸，建成今天的嘉兆臺，現今只遺下一幅舊石牆和石級。據修女說，聖心書院舊生每次重回舊地都懷念不已。
紫霞園的兩處園址都沒有納入歷史建築評級名單，因此甚少人知道排頭村山上原來隱藏了如此具特色的宗教建築。
訊號塔屹立尖沙咀超過100年，但我與很多朋友談起這幢建築物時，他們都說沒有去過，包括一些在尖沙咀工作或經常出入的人。可能因為訊號塔獨處尖沙咀東南一角，位置「偏僻」，較少人經過該處，以致大家都忽略了這座古蹟。
聖士提反書院於1930年遷入赤柱，1938年創辦附屬小學。日佔時期，日軍將該校聯同赤柱監獄職員宿舍闢作拘留營，囚禁約2,800名敵國外籍平民。期間有121人死亡，包括1945年1月16日被美軍誤炸的14名營友。死者葬於毗鄰的赤柱軍人墳場……
這是一幢英國愛德華時期的建築物，紅磚結構。為適應潮濕炎熱天氣，外牆開了一排大型門窗，並建了寬闊遊廊。經歷逾百載，至今保存完好，足見當年建築技術之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