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生成式人工智能做法適用於死者「復活」服務，可令在世者延續親情，這種服務在中國尤為熱門。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基因不是問題，文化也不是問題。中國學者到了西方可以獲諾貝爾獎，中國科技人員到了西方可以有原創，但是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教育秩序。
某類社會科學術語的泛濫，必然令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猶如瘟疫一般散播。後果如何？那就是人人都可以盲目否定，肆意批判，輕視傳統和權威，最終必導致整體思考能力及知識基礎的低下，真正的社會凝聚力因此消散。
世事的發展往往自有其邏輯，我們可以有所謀，但能否成事，很多時取決於我們不能控制的力量。
我們發現「想唔想打針」和「真係打唔打針」無必然關係，要大家配合防疫政策，包括打針，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呢？
科學的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的知識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包括歷史的知識和文學的知識。各種知識增進了人類生活的素質和生活的樂趣。
從科學解釋的真諦衡量，我們不可以把事實或現象歪曲來挽救理論的失靈，雖然好些不學無術的經濟學者這樣做。但我們可以把理論調校來迎合行為或現象的變化。
在國際上，小地方要與其他地方競爭的話，在科技工科方面還是有希望做得到；而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都受到香港地方小的限制，缺乏環境。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校園港獨是一個警號，特首林鄭月娥指斥其為有組織行動，是實事求是，認清現實，而不像曾蔭權等另存歹心。
回顧並理解阿羅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可以幫助反思我們的經濟學研究中常見的誤區和軟肋。
在政府37年的公共服務，我是一個非常親力親為和一絲不苟的官員；但作為特首，或許我需要看得更闊、更遠。
「經濟學者分析政治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只是在香港有很多人認為這是越界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