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紫生於憂患的歲月，生活匱乏，戰時要吃麵包碎和稀奶水來維持生活。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很多人三餐不繼，溫飽不易。但何紫沒怨天尤人，樂天知命，更樂在其中，成了「野孩子」。
文化底蘊之建立絕非一朝一夕，需要正確的態度，亦需要時間的浸淫，但前提必須要先了解自身的境況，認清「花果飄零」的慘淡現實，有此自知之明，才能夠補己不足，踏步向前。
《文庫》是香港文壇真正有新文學的開端，它連續出版了近600期，在推動新文學發展上應該發揮了不少影響力，但幾十年來很少人提及《文庫》這個文學副刊，確實可惜！
港人來去匆匆，多少人會記得60多年前的璇宮戲院曾經是香港藝術文化地標，將中環、尖沙咀、銅鑼灣等都給比下去？
我們真的在進步嗎？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口變化多端，當中文化人的流動遷徙尤其大規模，加上政府的不作為，藝術教育乏善可陳，傳承和累積進發的工作根本難以展開。
作為讀者，我感興趣的問題是：還會有下一個金庸嗎？有人認為他也許只是剛好出現在一個武俠小說的高峰期，時勢將他打造成英雄。
論到香港文學的價值在哪裏，她與香港歷史和社會現實構成怎樣弔詭的關係，足證文學的多元價值，香港的本土文學，既可作跨域理解，為香港人說故事，為香港編寫歷史。
文學沒有工具價值 卻有實用價值。
創意產業的概念到了官僚手上，就變質了。工業就變商業，創意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