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數新中國的成立，當然不能不提德國的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思是歷史著名的哲學家，但對他的認識，隨時中國人可能比德國人還多一點。
從鄧小平及周恩來身上，我們看到了學貫中西於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辯證統一在他們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的體現，當然也直接地影響着我們每一個活在一國兩制中的香港人。
98年前的3月20日，中共史上兩位領導級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初次在廣州會面。他們因何而結緣？蔣介石從中發揮了什麼作用？一起聽聽時事評論員關品方的分享。
細味一中的歷史，發現也是我國百年近代史的側面。學校創立於1931年，經歷遷校、合併、重建，最終落戶於此。學校是重慶巿教委首批重點中學，亦是該巿最早的公立中學，以「明禮崇德、求知求真」為校訓。
粵港政府剛簽訂未來3年東江水供水新協議 ，漲價近2.4%。除了水費，更值得關心的是東江水背後的寶貴歷史， 1960年代初香港每4日才供水4小時，災情上達中央，最後由周恩來總理特別叫停其他工程撥款興建。
歷史有時簡單、巧合和粗線條重複，角色不同而已，不知結果會否相同？當然，官方有其立場和例行公事，不要緊，照做。普羅大眾則感到一切平靜，安定最好，年輕人有時過於前衛，也可嘗試寬鬆一點，恩威並施，加以引導。
「為什麼要讀書？」一道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新中國的周恩來總理答案是「為中國崛起而讀書」，他心繫國家，奮鬥不息，他是偉大的總理，是我們的榜樣！
如果說過去的5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今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那麼未來的50年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作為教學備課，看電視劇絕對是比單看文字賞心悅目，這個耐性是值得花的。教師自己有了在歷史時空「生活」的經驗，把歷史中的人物變成了「活生生」的朋友，才能事半功倍向學生解說一段段的歷史。
1959年美國國務卿拒絕和周恩來握手，那是「抗美援朝」剛結束的第二年，美國人小器是無法的，尼克遜在書中說了：「我們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劇。」
疫情作為非常時期，電子場刊作為非常手段，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紙本場刊所擔任的角色，可以說是音樂會作為一個感官藝術體驗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現階段技術水平的電子場刊沒法代替的。
陳君葆留下的日記，由其女婿謝榮滾整理成《陳君葆日記全集》，涵蓋年份由1932年至1982年，要研究戰前戰後和淪陷期間香港的狀況。
我們尤其希望美國認真反思其對國際合作應對危機的態度，不要再一味指責中國等國了，因為這樣做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會激化矛盾，削弱大國合作的基礎。
黃蓉在小說中炮製複雜刁鑽和混集而成的菜式是從何處構思得來呢？答案當然亦是從著名建築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現實生活，以及查良鏞先生家鄉名菜中找到。
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122周年的冥誕。有傳1967年香港暴動期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曾打算派解放軍開入香港，但周恩來獲悉後迅速制止，才不致在香港出現「中英大戰」。
中國研發大型民航客機，不僅可以滿足民航市場的需要，更可帶動整體科技的發展。
只有在中國，毛澤東才可以憑着他的絕對權威與肆意的任性，強行要一個民族，為了長遠的經濟利益，放棄眼前民族大義。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袖，似乎大部分都不敢這樣做。可見，香港能留到97年才回歸實屬異數。
周總理一生為民，全心為國，無私奉獻，兩袖清風，鞠躬盡瘁，經已癌症在身，依然掛念延安老百姓，要走訪延安，期望延安人民有吃飽穿暖的日子，奔波勞累，健康再壞，生命再短，依然是無怨無悔，歷史是鐵證如山。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北京方面事前收到情報，知道有人會對中國代表團搞破壞，已循外交途徑通知港英政府留意飛機在香港停留加油時的安全，但仍百密一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