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古提驕傲地回答我說：「事實上，我們巴勒斯坦人已建立了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堪稱是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只不過你們傳媒沒有太多的報道。我深信，朝着這個方向，巴勒斯坦人最終能夠立國。」
寫了幾十年的「教育評論」，筆者逐漸擺脫了自以為是、「誨人不倦」的心態。覺得，任何看法，只能說是個人的「觀察」。事實上，同樣的事情，可以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看法。
林毓生先生辭世，我十分難過。願知識界重新檢視和總結林先生的學術貢獻和政治哲學，相信對於為中國的前途上下而求索者，定能有所啟發。
鄭海泉當年獲擢升為滙豐首位華人大班，九七回歸和中國崛起固然是兩大主因，更關乎個人命運、性格、才能、際遇和機緣。歷史的必然和個別的偶然，交織寫下香港傳奇的又一章。
一代人做一代事，每一代人都不能迴避新挑戰，須在逆境中求突破，在迷離中找前路，在錯綜複雜中理順思緒、擇優而行。
馬來西亞經過2018年大選變天之後，大馬政局的發展有哪些值得華族選民關注？
7月新加坡大選，引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的話題。各地報紙和網絡的一些標題、文章，卻分不清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把「一黨領導」的極權政體，與一黨獨大的新加坡威權政體混為一談……
難道醫護不知道，在危機時罷工會對病患者有傷亡威脅嗎？你不殺伯仁，伯仁卻為你而死。醫護的良知良心何在？是什麼人還在煽動鼓吹醫護罷工來要挾政府呢？
群眾的眼睛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雪亮，他們很多都只曉得考慮切身利益與眼前需要，而忽略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全局方面的需要，結果他們很容易被政客所蠱惑，最後作出了一個非理性的選擇。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香港的政黨由於沒有機會執政，所以他們最優以為之的，就是去發掘公營機構的錯失，然後發動群眾向政府問責。
李柱銘一告急，票源就集中到他的名單上，另一名單的第二位何秀蘭就因而僅僅落選，民建聯的蔡素玉僅僅當選。
香港擁有的體制優勢是，自由、體制、香港的品牌。如果大陸要複製香港，可能還需要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