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民主選舉制度說起來雖然理想，但推行起來卻不是處處行得通，還要視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的教育程度，文化傳統，以及宗教背景等等。
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
許章潤不僅精研法學，亦涉獵政治哲學和政治史，更難得的是關注現實政治和民疾，有為民請命的使命感，執著於讀書人的表達自由、獨立思考和良知。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國家機關的改革等大事，應該理解支持。但中國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體系的改革，都似乎有點兒戲。
特朗普的貿易戰（不止針對中國）令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備受壓力，但實質經濟的影響還未體現。在國際上抑制美國製造的危機便只有中國。
這些藥魔或奶類奸商，是強勢一方，有牢固的官商連結鏈，具「權錢交易」或「權色交易」的魔力；他們利誘一些官員、醫衛人員充當「保護傘」，斂聚不義之財。
我相信，珠海和香港這兩大城市，必將在大橋的帶動下，互相融和、經濟合作、飛躍發展。
疫苗造假事件雖在內地發生，但港人看在眼裏，也會造成心理衝擊。香港正在逐步融入國家發展策略，成為大灣區計劃的一員。選擇在內地工作或居住的港人，很自然會對這些造假惡行有切膚之痛。
到了今天，中國出現了「國家」和「社會」關係了嗎？從實踐層面來說，傳統的「官民」關係已經被改變了嗎？答案並不是很清楚的。
韜光養晦不能成為軟弱無能的遮醜布。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下提韜光養晦，就是投降路線的代名詞。
在我看來，國家藥監局大案的真正教訓，是我們究竟怎樣看待醫藥、醫療體制中的政府地位。
《人民日報》的版面大有學問。《人民日報》每一個細小變化，都顯示政治風向，既要從端倪變化中嗅到味道，又不能過度解讀，很考「功夫」。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發展史觀解釋不了中國制度的演進，更不用說其他西方理論了。
這種違法行為持續8年，是毛澤東式的後延政治株連、迫害。劉霞之夫劉曉波因追求憲政民主、擬草〈 0八憲章〉，被指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刑11年。他即使是「罪犯」，劉霞不應被株連。
筆者建議在珠江口的桂山島大規模填海。在這接近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住房、創客園地、會展中心，再引進深圳的科技文創產業，讓香港年輕人與祖國的產業、市場、服務完全融合在一起。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在劉亞東之前，騰訊主席馬化騰於5月下旬在深圳的演講，說：「新四大發明」，「都是表面的輝煌，仿佛海灘上建樓，一推就倒」。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中國的想法很簡單：特朗普要徵關稅，旨在減少對華貿赤，現在中國開出一張超級購貨單，特朗普沒有理由拒絕。
兩個巨人對打，問題是誰先倒下，我跟你賭一毛錢，先倒下的不是中國。那就夠了。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反政府遊行的低參與率可能意味着人們已經死心，不再相信他們的聲音能改變什麼。當人們在實現政治變革方面失去希望時，他們的放棄並不是政府的勝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其實至今，連當前的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兩個字與當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又有哪位領導人有這個魄力和膽量，把「共產黨」這個名字改了。可是你不改，顧名思義，貽笑大方。
金耀基在這次訪問中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可以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口號。而之前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又可以成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