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介明對DAE的設立表示歡迎。他認為隨時代轉變，學生的前路不應只靠學術成績一條獨木橋，希望DAE能夠為青年人和在職人士開闢新天地。
當線上教學愈發普及，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變成常態，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與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之間將出現更大的學習差距。科技教育也潛在類似問題。
香港推行的STEAM教學，強調不是獨立成科。而創科教育也不只培養科學家，是教導學生創意、探究和解難，這些思考訓練，就算他們長大後從事其他工作，求學時期的所見所學，對他們來說也是沒有白費的。
作為85周年校慶活動之一，香港理工大學將於11月24日舉行「融入大灣區與國家創科論壇 暨 科技及創新政策研究中心開幕典禮」。
近年全球教育模式近年急速轉型，漸趨數碼化，「學與教博覽」踏入第12屆，今年博覽將聚焦元宇宙於教育的應用、身心靈健康、價值觀教育、人工智能與運算思維教育、數碼技能與素養等。
近日有大學一年級學生在迎新夜，被所謂「學長」逼迫，要狂飲一瓶又一瓶的烈酒，終至要被送入醫院進行深切治療。校方得悉此有可能奪命的欺凌迎新消息，卻連一句「欺凌惡習必須絕跡校園」的話都沒有？
如何在香港實踐安吉的自由遊戲，取決於老師對自由遊戲的掌握。心態比空間更重要，當我們相信遊戲，相信孩子，自由遊戲便可以落實。每天觀察，每天進步，從孩子出發，將遊戲權利還給孩子。
隨着澳洲解封及防疫措施大幅度放緩，筆者的幼教園所工程進度及發牌過程亦漸趨正常，但現在面臨人手及服務素質方面的問題挑戰。
學校領導及教師均認爲提供專業發展和其他促進機制的校本策略以增強電子學習效能、學校協作文化和社區支持，均屬幫助學校應對新常態挑戰最有效的方法。
中大伍宜孫書院所有學生都要參與通識教育課程，這門課更新了學生對學習的理解，給予實踐新學習理念和方式的機會，有助未來的持續和自主學習過程，也促進了個人成長。
期盼往後能讓一班在疫情下付出努力的前線人員看到支援政策的由零到有，幫幫前線的教育工作者將煩惱及困局「動態清零」。
Rachel、Evia、Jamie、Janis四人返回港島英華新校舍，在園內合照，迎着暖和陽光，回眸一笑，笑得可開心呢。
在香港的統戰工作，除了聚焦於香港市民外，還需要善用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對外輸出國家軟實力，擴大知華友華的群體。
當父母發現子女説謊時，切忌不斷追問孩子你為什麼要説謊，是不是説謊等。因為這些問題根本問不出事實來，而且還令孩子產生抗拒的感覺，結果只令孩子更不想説出真話。
3年多的時間，雖然有社會暴亂，更有疫情橫行，卻未能影響從北京來港念書的學生在香港普羅中學的學習，也不會阻截融入香港主流的社會生活。
我看到這個3000平方米的耕種地，大樹茁壯，花兒挺立、果實纍纍，不禁覺得香港的教育是滿懷希望的，無論是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香港的學校的資源總不缺，只缺了一些有心有力的園丁！
怎樣攪好語文課程和教學是一件很專門、很複雜的事情，基礎教育課時不足可能就是困局之源。
香港應該把握眼前的機遇，於不同地區，就未來社會需要設立技能教育專才學校，建立真正多元的教育模式，應對內地及本地學生的多元發展需要。
教育是兒童的基本需要，亦是減少跨代貧窮的關鍵；種族不應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準繩，更不應成為阻礙個人成長或發展潛能的因素。
教師必須從英文的難處，以及學生的難點去規劃教學策略，而非在搔不到癢處的地方白費精力。
每一位年輕人放學回家豪言自己想退學，父母面青，年輕人自負自信，說老師只是照書念，如今什麼也是上網學習，書本上的學識學生不懂自修嗎？幹嘛要上學？
大學之道是人間倫理的座標，建構優秀文化的磐石。它要面對的是意識形態、族群偏見、民粹躁動和威權扞格。在動靜、進退之間，不固執一端，須有本末、終始、先後的考量，這對我們當前的處境實在是發聾振聵的啟發。
本人並非反對招收境外學生，招收境外學生有一定優點。所反對者是大量招收，境外生和本地學生應有一定比例。有家長擔心、大量境外生減低子女入讀本地名校機會，亦有一定道理。
浸大傳理學院新聞與社會研究所主任、黃應士傳媒倫理操守教授陳景祥教授表示，調查結果反映香港新聞工作者普遍不贊成訂立反不實資訊法，他們更希望通過推動傳媒素養教育來抵禦不實資訊。
防疫措施對學生的影響，不僅關係到社會發展、認知和學習能力，而且他們與世界的聯繫也受到很大影響。
「字道」能挖掘漢文字的文化內涵，具有配合展現國家文化、強化國民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及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優勢，是發展國家軟實力的有效工具。
60、70歲的人仍須保持成長心態，這才算健康。十幾歲就放棄自己的人固然無法快樂度日，也無法不成為社會上的壞死組織。
教育局早前公布了更新的《香港學生資訊 素養》學習架構，又與新聞教育基金合作發展相關教材，希望培育學生媒體和資訊素養的方法。
接近3年雲端學習，學生應用科技以學習、應變及適應力的確大大提升，然生活及學習習慣、與人相處及溝通能力，以至毅力、耐力及體力卻急促下降。
改校徽事件明顯是不按程序，也不尊重大學的諮詢架構和持份者。從我的痛苦經歷，大學高層不能「約之以禮」和不依大學政策辦事也見怪不怪，只能說管治的問題比我想像的更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