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中國近代報刊史》書影（豆瓣讀書）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全文按此） 接下來我想談談個人拜讀方先生學術著作的一些體會和感受。 談起方先生的學術著作，誰都不會忘記方先生1981年出版的上下兩冊《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如中外新聞史學家所公認一般，這是一部自1927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問世以來條理最為分明、論述最為翔實、最具權威的中國新聞通史。也許是出自「擺脫意識形態」的當代潮流，近來有些年輕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將方先生的這部巨著，與1966年曾虛白主編、上下兩冊的《中國新聞史》（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台北）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簡單地將兩者歸入為各受意識形態主宰而書寫的新聞史。我不贊同這樣簡單和草率的論斷。我個人認為，評定一部學術著作，最重要的是考核其學術的含金量及其影響力，不能望文生義，輕易地將之貼上標簽。由於這是一個大話題，今天不想深入開展。我希望新生代的有心人，能真正撥出時間與精力，對此課題認真核實與比較，並得出更為公允和有說服力的學術評價。 當然，我同意，不管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還是方先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的書寫，都刻着時代的烙印和存有其時代局限性。特別是《中國近代報刊史》，出版於改革、開放後不久的1981年，既是積累了作者長期以來的潛心鑽研和總結的研究成果與心得，但受制於當時的大環境，也難免還有待補充、修飾和加強的論點和論據。針對這一點，我知道方先生是坦然同意的。在私人的交談中，我就曾多次征詢方先生是否有意出版修訂版事宜，方先生風趣地回答道：「就讓此書成為古董吧。」 將這部巨著稱為「古董」，當然是方先生的自謙之言。平心而論，時至今日，此書仍不失為治史者必讀的經典著作。這與當下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純為應付「教材」或評職稱而編寫的新聞通史，是截然不同的。 如何看待新聞發生史和「古代報紙」？ 也許是因為我在日本求學時期師從平井隆太郎教授（日本新聞學奠基人小野秀雄教授戰後的大弟子）的緣故，我對小野和平井兩位老師關心的」新聞發生史」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1972年我提交的日文碩士論文原題就是：《關於19世紀華字新聞紙產生之緣由（日文原文為「發生事情」）與特征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遐邇貫珍〉為中心》；1986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之原題是：《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74年〈循環日報〉的誕生》。 探討「近代型中文報紙」（即「新報」）的「發生」緣由、特征乃至「形成過程與確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對「新報」之前中國固有報紙的理解和界定的這一大關。在接觸以方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著之前，我基本上是沿着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說法，將之定位為「官報獨佔時期」。但在細讀《中國近代報刊史》及改革開放後陸續出版的幾部中國新聞史著作之後，我同意方先生等的看法，「官報」並不足以涵蓋「近代型中文報紙」以前中國的所有報紙，因為宋朝已有民間出版、嚴受官方取締、查禁的「小報」。到了明清，已有官方的民間報房的存在，儘管報房皆受官方的嚴密控制和管制。從這角度看，「近代型報紙」以前的中國報紙雖然不等於一部邸報史，但從總體和本質上看，卻與」官報」並無太大的差異。針對這時期的報紙，方先生和他同年代的中國大陸新聞史學者皆統稱之為「古代報紙」，我在接觸方先生等的著作之後，也接受「古代報紙」的概念和看法，並反映在我的論文和著作中。 不過，平心而論，我在使用「古代報紙」這四個字時，多少是有些抵抗感和不安感的。問題不在於對「報紙」的定義，而是在於對「古代」這兩個字的年代界定。畢竟，邸報問世以來的唐宋明清與」古代」的概念並不太匹配。也許在未來，在更多學者對」古代報紙」（姑且稱之）有更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基礎上，新聞史學界能對此提出更恰當的名詞，或對此作更合理的闡釋與修訂並達成共識。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固有的報紙及其源流，我最近重讀了方先生的著名論文《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及方先生1978年撰寫、1980年出版的「內部用書」《中國古代的報紙》（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報刊教研室），深受啟發。前者對「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一份報紙」——「進奏院狀」（公元887年），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究。後者共分四章，分別闡了一、古代的封建官報——邸報；二、宋朝以後的小報；三、明清兩代的報房及其出版的京報；四、勞動人民及封建的革命宣傳活動。全書有理有據，頗有說服力。 古代報紙和近現代報紙的區別 針對「古代報紙和近現代報紙的區別」，方先生在上述研究「進奏院狀」論文的結語中，有著如下的說明： 「是的，唐代的邸報就是這樣！它就是當時的報紙！當然，確切地說，是原始狀態的報紙。它有點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然而卻比西方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所不同的是，新聞信主要是為早期的西方資產階級傳達經濟情報服務的，而早期的邸報，則主要是為封建地方政權了解朝廷消息，鞏固和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服務的。 報紙作為一種新聞手段，從誕生、發展到現在，它不是一下子突然形成的，而是逐漸形成的，形成之後，還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唐代的邸報，正處於這個過程的前期，它僅僅具備報紙的雛形，還很原始，還很不完善。研究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報紙發展的歷史軌跡。 『古代報紙』和現代報紙畢竟是有區別的。我們只能實事求是地承認這種區別，不能用現代報紙的模式硬套和苛求古代的報紙。」 這裏可圈可點的論點有二： 其一是，強調唐代的邸報是「原始狀態的報紙」，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而卻比西方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 其二是指出「古代報紙」和「現代報紙」存有差異，不能用現代報紙的模式去硬套和苛求古代的報紙。 放眼世界新聞史，各國新聞史學家對這兩個論點並未存有異議。就以研究新聞發生史聞名的小野秀雄先生來說，他在其論著中介紹中國唐代的邸報及宋代的朝報時便指出： 「中國唐代首都長安系位於亞洲的都市、無論是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地位，都與歐洲的羅馬不相上下。新聞現像滋生於此地並非不可思議。據唐代隨筆記載，在有『中興之祖』之稱的玄宗時期就有所謂的『邸報』，報道宮廷中的動態及政府公告……時在8世紀中葉。三個世紀之後宋朝繼承唐制，也發行官報，稱為『朝報』。每五日發行一次……『朝報』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報，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初的定期刊物。」 由此可見，小野先生對唐代『邸報』和宋朝『朝報』在世界新聞史上所佔的地位，與中國學者的看法是近似的。他並非原封不動地將歐美的新聞發生史的概念搬過來理解和審核中國新聞史。 （待續） 講者簡介： 卓南生 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日本龍谷大學等多處任教，更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兼副會長暨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