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紀宏

英國使用「戰艦外交」在中國掠奪，將中國尚在萌芽發展階段的民族資本與民族工業扼殺於無形。而今，中國已經有能力抵禦任何外國的武力脅迫，國企、民企不但在國內有自由發展的空間，還有充裕資金、技術及管理能力對外投資。根據長和集團出售港口的交易所透視的問題，比併是在中美以外的第三方。

香港須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除經濟貢獻外，更應重視政治、科技、民間等多層面交流，善用軟硬實力，突破傳統框架，拓展多元國際聯繫，並結合內地資源，展現香港獨特優勢。

夏寶龍主任南下，促港融入國家發展。肖耿提議北都設「超級特區」，深圳河海關南移，深港優勢互補。然此舉或觸及一國兩制，模糊關稅區界線，得不償失。制度創新重要，但須審慎，勿因小失大。

媽媽生活的這個大時代，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化成工業社會，並以快速的步伐邁進信息社會；香港則由英國管治過渡到國家管轄的一員。而一個讀書不多，卻對家庭和子女有高度承擔的女性，能夠成功跳出農村到香港這個大都會，後來還跨越到地球的另一端，不愧是一名時代女性。

丹麥出售格陵蘭，在現今政治局勢中是不可能的。格陵蘭如果成為獨立國家、擁有自主權，可以自主決定各種資源的運用，而且可以跟美國討價還價；唯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被美國控制則在所難免。

錙銖必較的特朗普，出言威脅不行，除了加徵關稅，是否會採取軍事行動完成「令美國再次強大」的宏願，則需要密切關注。

香港與內地確實有很多不同，但不能以一國兩制為不能改變的藉口。小小的改動，諸如取消港鐵不合理收費、實施一地兩檢、港珠澳大橋金巴全面採用電動車等等，都可以降低有形的費用成本和無形的時間成本。

「讓美國再次強大」與削減政府開支，很難說是正關聯還是負關聯；唯再次突破債務上限的後果，必然是由其他國家來埋單。真正懂得改革真諦的是特朗普；真正懂得如何改革的是馬斯克。

在過去「鬼叫你窮啊」年代，香港人不怨天尤人憑頂硬上精神，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題。然而，只有老百姓窮，特區官員從來沒有窮過，要求官員頂硬上，可能是緣木求魚。官員頂不住硬也無可厚非，但切莫知難而退。

2024年美國大選，無論結果如何，都是美國政治史上的濃厚一筆，甚至可能在很多方面是轉捩點。要問的是，不喜歡特朗普的媒體老闆，將會如何跟他「合作」。

今年是特區政府的「改革年」，提出任何新政都要有改革元素，相信為合資格的劏房改名，名曰「簡樸房」，是一個很偉大的改革舉措；而且還為簡樸房訂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必須有窗戶、有獨立廁所、面積不小於8平米。

謠言造成暗湧這種「下三濫」手段，背後必然是為了隱藏不可告人的目的。東盟沒有集體的防禦系統，個別成員國要跟「外部勢力」單打獨鬥，就必然處於劣勢。

中國遲早也會成立國家級的機構，到海外大規模提供義工服務；唯無論從立法規管和具體執行等方面，目前十畫未有一撇，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有優勢。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表5周年，現在才討論對接問題，似乎是落後於形勢。反過來說，是因為在對接問題上沒有做好，現在更需要重點提出。

香港以亞洲國際都會作為發展的定位，不單是要吸引國際遊客、發展旅遊經濟，應該還有更高的使命。「說好中國故事」是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應有之義。

鼓勵參與運動、鍛煉身體，是普及化的目標；利用什麼項目去貫徹這個目標，才是重要。不能因為劍擊得到3個金牌，就去「妄想」將劍擊運動普及化。若然政府將此定為體育政策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目前港車北上只限於使用港珠澳大橋，現在有呼聲增開深圳灣港車北上通道；是否可行，要看對深圳市交通的影響。

一呼百應的不光是仰仗舊袍澤的情誼，而是這個項目本身，能夠幫人，能夠利用過去的經驗服務人群，代表中國人來到別的國家，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才是吸引他們參與的最大動力。

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在中美洲開拓市場，需要國家在外交上鋪墊道路；市場份額大了，國家的影響力也增強。美國過去一直使用軍艦為商業殺出血路的模式，受到新的挑戰，卻依然使用強權去阻撓，這是行不通的。

美國在國際問題上的舉動，日漸失去國際社會民心，現在連內政問題也牽連到諸多中美洲國家。美國未來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是否會加速江河日下，不妨拭目以待。

垃圾徵費，究竟是「再出發」還是「重新出發」，留待特區政府去決定；但出發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改名。政策目的是減廢，卻說成是徵費；減廢沒有人會反對，而抗拒甚至反對徵費卻是天經地義。

妨礙粵車南下的政策，往小的說，是特區政府官員閉門造車，躲在辦公室估計市民的憂慮，然後制定出保守的政策。這種施政理念與做法，並不可取。往大的說，是不把加強粵港交流放在眼裏。

延長訪華時間、到處飲飲食食，要傳達什麼信號？布林肯最後一招，說有證據顯示中國會干預美國大選，是假設中國會幫民主黨的對手特朗普助選嗎？還是為以後栽贓中國留下伏筆？更是撲朔迷離。

這上中下三策的排序，是從政府長治久安、社會穩定、環保得以實施的角度考慮。從政府官員的角度考慮，整個排序可能就是顛倒過來，因為從此不做垃圾徵費，就毋須為政策是否得宜、市民是否滿意而頭痛，一勞永逸。

現在重新利用垃圾徵費作為社會運動去做「愛國愛港」的目標，已經為時已晚。特區政府應該考慮如何「明哲保身」，以及市民對政府政策的信心與支持。是否分階段實施的「讒言」無關痛癢，反正局長大人必定山人自有妙計。

禁TikTok法案何來迫切呢？唯一的解釋是大選臨近，一切愛國的表現都要盡情上演，連問問題都懶得問，還要在毫無迫切的情况下顯得愈快愈好，甚至說得愈激進愈好。

夏寶龍主任在香港期間， 7 天在不同場合面對圍堵的記者，只有揮手，從未駐足在鏡頭前說兩句，或者回答一兩個問題，連應酬的話也惜墨如金。核心問題是，為何中央大員要專程來港卻低調向特區政府傳達治港之道？

對23條條文的寫法有意見，現在正是提意見和建議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再陰陽怪氣地說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要麼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要麼就是別有用心公然反對23條立法。

政府官員說市民已清楚，但既沒有民意調查的數據支持，也沒有壓力測試的結果證明。一旦真的按計劃實施，到頭來還會是「甩轆」收場。與其在4 月1 日之後才發現問題，無法推行下去臨時宣布押後，倒不如先發制人。

為什麼要安排曾經干犯「分裂國家」罪行的人到內地參觀？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有此政治取態及違法行為，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時狀况；如果他們有一定的了解，相信他們會「回心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