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我剛到香港時，許多在歐美學成的中國學人陸續聚集到這塊即將回歸的殖民地。當年的我喜歡廣交天下豪傑，經常會邀集一些朋友喝酒聊天。八十年代，在國內時彼此就或有交情來往，或有共同友人。有些即使以前素未謀面，但也早就彼此心儀。後來最常聚在一起喝酒的是吳國光、丁學良和我。當時國光在中文大學教書，學良在科技大學當教授。因為彼此意氣相投，也就逐漸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了。三人成黨，我們便自封酒黨。
與國光嗜好相通 相逢恨晚
國光小我六歲，山東人氏。我們在國內時並無交往，但都愛寫雜文。《新華文摘》轉載雜文，經常有他和我的作品，因此特別留意，就向《文匯報》副總編吳振標打聽。這才知道國光是個才氣逼人的青年才子。他走出沂蒙山區，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然後在社科院新聞所取得碩士學位。 28歲就擔任《人民日報》評論員，挑起了撰寫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的重擔。1986年秋，被指名借調到中央政改小組辦公室當大筆桿子，是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主要執筆人。惺惺相惜，我很想找機會結識他。1989年後，我們都到了美國留學，國光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攻讀博士研究生。1993年他來洛杉磯開會。在會場上，我們第一次見面。也許因為在國內時已有神交，初次見面就有相見恨晚的感覺。1996年，他拿到博士學位後，來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我去國光臨時落腳的酒店探訪，見到他和那位漂亮的新婚夫人。此後，我們的交往就愈來愈密切。
學良自學成才 師承著名學家
比我小二、三歲的丁學良，出生於皖南農村。1979年，自學成才的學良以同等學歷考取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讀書期間，他已嶄露頭角，發表了多篇論文，引起理論界重視。1982年畢業後，即奉調進京到社科院馬列所任職。次年，他的碩士論文榮獲全國首屆中青年社會科學獎一等獎，並因此獲得留美機會。1984年，學良進入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師從著名社會學家和思想家丹尼爾・貝爾教授。1992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我到香港不久就和他認識了。儘管在國內時沒有來往，但在復旦大學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倆一見如故。
如今他們兩位都已著作等身、學有專精了。學良是在比較現代化研究領域具有國際影響的學術權威。國光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講座教授，是國際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除了才華橫溢，更讓人欽佩的是勤奮。儘管早已名滿天下，但從早到晚，加上周末，任何時候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幾乎都是在辦公室埋頭看書寫作。主要的業餘愛好就是聚在一起喝酒談玄、聊天罵世。
以酒會友 樂而忘返
學良好酒也懂酒。照他自己的說法，旅居海外20年裏，對洋酒的品味依次經歷了從啤酒、威士忌、白蘭地到葡萄酒的四階段。如今每天喝一瓶葡萄酒，來了朋友再多加兩瓶。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酒上，至少喝過上千種葡萄酒，對酒的鑑賞已有相當水準，經常自詡為「葡萄酒大師」。他喝酒很講究，開瓶後還要調節室內溫度，說是讓葡萄酒發揮到最佳狀態。還有一個怪癖，遇到有年份的酒一定喝下瓶底的酒渣，說是對心血管有益處。他不僅把回憶錄命名為《液體的回憶》，「痛說」自己的喝酒成長史，還聽說近年在國內報刊上開闢了酒經專欄。
相比學良的高調，國光喝酒和做人一樣低調。他一杯接一杯地喝，決不弄虛作假，酒量雖略遜於我，但肯定勝過學良。有一次，他在銅鑼灣和我們喝完酒，開車回沙田的住所。把車停進車庫，第二天清早起床一看，車身離牆壁不到一公分。後來得意地告訴我們，不是藉着酒精帶來的膽氣，還發揮不了如此高超的泊車技術呢。
國光還在香港的時候，我們酒黨聚會一般都喝高度白酒，只為那種熱鬧氣氛。有時輪流在三人的家裏，有時找一家平民化的小菜館。我和國光是無肉不歡的，學良則獨鍾鹵水鵝片，且要指定灣仔鹵八的出品。幾杯酒下肚，話閘子打開，這才是正戲。此時，三人的不同性格也就表露無遺。山東人憨厚耿直，國光喜歡直言不韙。安徽人機智幽默，學良更多妙語連珠。我則往往慷慨激昂，說到動情處，學良打諢插科，不緊不慢地說上幾句，令人啼笑皆非。酒酣之餘，三人往往得意忘形，或勾肩搭背，或唇槍舌戰，若不是各自的老婆在一旁催促，喝到半夜也不肯罷休。
2004年，國光離開香港，遠走加拿大。酒黨瓦解，只剩我和學良對飲，有時也會加入幾位朋友，如出版家林道群、詩人北島和學者甘陽等。不知不覺中白酒也漸漸換成了葡萄酒，多了雅興，卻少了豪情。舉起酒杯，就會思念遠在天邊的國光兄，懷念酒黨的黃金歲月。最近我決定去西雅圖購屋常居，也有靠近國光的考慮。學良聞訊後有點落寞，臨行前又約在一起喝酒。我力勸他將來退休後搬來西雅圖，重建酒黨。學良啊學良，人生在世，還有什麼比美酒老友更值得留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