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曉波（1955—2017）病故第2天（7月15日），北京「新公民運動」創建者、倡議教育平權的許志永律師刑滿出獄，但仍受到「維穩」機構的監控。
像劉曉波一樣，他是平和的社會抗爭者，追求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自由、平等、公義，一直關注弱勢群體（如毒奶案受害人）、劉曉波和〈零八憲章〉事件。
2013年4月，他擬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研討會時，在北京機場被扣留，不久被逮捕關押。中大的研討會，是為孫志剛事件10周年而舉辦。
因倡議建立財產申報制、呼籲教育平權，他於2014年1月被北京第一中級法院審判，判刑4年，罪名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古代的不少思想家、政治家，有善政和教育平權的理想。儒家經典《論語．衛靈公》曰：「有教無類」，《孟子．盡心》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2014年，竟有人因鼓吹「教育平權」而被扣上罪名坐牢，真是令人慨嘆的悲劇。
孫志剛事件 廢強制驅趕
1973年出生的許志永，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北京郵電大學講師，虔誠的基督教徒，執業律師。
2003年3月，廣州發生孫志剛事件。從湖北到廣州就業的白領人士孫志剛（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因缺廣州的暫住證，身份證又不在身上，被公安派出所拘押打死。事件引起知識界關注收容驅趕政策，此政策是針對農村入城「盲流人口」。
許志永、滕彪、俞江等法律界人士公開呼籲，廢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1982，簡稱收容辦法）。
改革家溫家寶總理接納意見；2003年6月，由國務院擬草、通過新的救助辦法（全稱〈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廢止強制驅趕。這是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緩和官民關係的一個開局標誌。
2005年，許志永以「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公盟）為名的合法公司，推動對公民憲法權利、司法陽光化的討論。2011年，他將「公盟」改組為「公民」，發起平和抗議、爭取公民權益的「新公民運動」；共同的發起人，有維權律師滕彪（現居美國）、李方平、黎雄兵和企業家王功權等。
許志永一直關注弱勢群體的上訪、維權。2008年，為河北毒奶案（三聚氰胺毒奶粉）提供法律援助，為受害家長趙連海被誣「尋釁滋事」判刑2年6個月辯護（表）。他又為北京市內農民工子女學校奔走，爭取少年兒童的平等教育機會。
面對周永康嚴控政法系統（2003年3至2013年3月）以維穩之名強化專政職能，許志永等的維權之路極為艱險。
新公民運動 自由和公義
「新公民運動」着力於建立「新公民精神」：自由、公義和愛。
主要的訴求，是官方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實現教育權利的平等（教育平權），讓民眾在自由、平等之下，享有人的尊嚴。
表達訴求的方式，是理性、和平、非暴力。不管是許氏或參與者，都沒有提出激烈對抗的口號，更無「聚眾鬧事」的失序行為。
對於官員財產申報制、教育平權的議題，知識界和弱勢群體的回響大。回應者要求官方盡快建立包括財產申報的廉政制，遏制官員享受特權、大肆貪污、以權謀私。
更多民眾支持教育平權，以改善城鄉二元結構之下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現象」之一，是有城市戶籍者與沒有戶籍的農民工子弟，入小學、中學的起步點不公平；大學招生最底錄取線有不同戶籍的「差別門檻」（如報考北京市的重點大學，具北京市戶籍與無北京市戶籍考生的最底錄取線相差甚大）。長期未消除的「教育不平等現象」，令民眾對教育平權的維權活動頗為留意，也使許志永的社會知名度大大提升。
是平和上訪 未聚眾擾亂
北京中級法院奉命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許氏4年徒刑，是基於政治需要。
許氏曾在北京地鐵站出口處發傳單，呼籲教育平權；他和一批民眾，曾到教育部門口和平請願，表達對教育平權的願望。
這是正常的上訪。溫家寶總理簽發的《信訪條例》，規定「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第1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打擊報復信訪人」（第3條）。許志永到教育部請願，並未超出上訪和公民的表達權。胡溫新政時段常用的口號，是建立和諧社會，民眾享有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再以法律的視角探索，許志永的和平請願亦無違法之舉。刑法第291條對「聚眾擾亂」的界定是：「聚眾擾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聚眾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
許氏和請願者並無堵塞交通，更無「破壞交通秩序」和阻礙公務。偵、檢方和法院提不出可靠、有力的證據，又不准辯護律師提出的一些證人出庭。整個的審訊過程，違背2013年生效的刑事訴訟法（新修訂版）。
財產申報制 非顛覆政權
2014年7月，江西新餘市居民劉萍在家門口舉字牌，要求官員申報財產，竟也被指為「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呼籲申報財產，是基於對官府建立清正、廉潔形象的善意，怎麼可以扯到「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甚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法律淪為政治丫環，官員按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行事，使民眾維權面對極大政治風險。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後，政治左轉，重新高舉毛旗幟，局部回到毛老路，宣揚階級鬥爭論、敵對勢力論，增強思想意識控制、強化專政職能。全面清查、限制萌芽中的民間社會，嚴控非政府組織（NGO），強制拆除教堂十字架。在此政治生態下，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受到打壓。在許志永案之後，有709事件（2015），拘押維權律師約300人。這是政治的新常態。
本文原載信報，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