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寫六四 留下兩大疑問

八九學潮值得反思之處,就在於社會應走向自由、法治的軌道。

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寫〈天安門悲劇〉,觸動港人對八九學潮的回憶與思索。他的文章在香港報紙摘刊後,引起一些爭議。北京一位學者認為,他對六四的論述「立場太軟」;也有人說,他極力維護「改革總設計師高大形象」,迴避大家關注的「敏感問題」:該不該向和平請願的學生開槍?以槍彈的鎮壓,建立政治維穩和家長制的權威?

把過程細化 讓答案空白

〈北京之春〉和〈天安門悲劇〉,為傅高義大部頭著作《鄧小平時代》的20、21章,是八九學潮的詳細記錄。敘述了各方的意見和爭執,學生的請願、絕食和天安門的清場。詳細的記述,有助於讀者了解學潮的輪廓,但迴避誰應為「天安門悲劇」負責,難免引起爭議。

本欄6月23日的書評〈傅高義寫小平 改革和香港事〉,稱《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值得細讀的著作(註1)。就20、21章而言,本書作者疏理學潮的脈絡,花了很大工夫,其特點是重墨於「過程」。

「過程」的「細化」,達至「無微不至」的程度。例如記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着墨於這樣的細節:「大多數絕食者只喝水及飲料。也有假裝絕食,其實還吃東西的人。」(546頁)

本書作者如能在「細化過程」的同時,深入論析學潮背後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權力體制弊端如家長制、開槍鎮壓的政治責任,諒可讓讀者有以史為鑑的、更寬廣的思維空間。

本欄並不排拒「過程」的「細化」,但對本書作者留下兩大「懸念」而有遺憾之感。

兩大懸念的意涵,一是拍板者下令開槍前,是否有更好的「選項」?二是拍板者和鷹派是否要為「天安門悲劇」負責?這或是許多讀者(特別是香港讀者)想得到的答案,但本書有技巧地交了白卷,以致心中之念仍在懸掛。

以比較視野 察兩次事件

以比較歷史的視角,考察應對社會衝突的「選項」,可判斷六四槍聲是可以避免的。

在比較歷史的天平上,一端是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另一端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起自清明節,都是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自發集會。前者悼念深受毛澤東和江青迫害的周恩來總理,後者哀悼遭到極左派陷害的改革大家胡耀邦總書記。兩次的處理手段卻不一樣。

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網絡圖片)
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網絡圖片)

1976年,毛雖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卻未下令開槍鎮壓;1989年,「總設計師」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動亂」(後來升級為「反革命暴亂」),下令軍隊以武力鎮壓,導致上千人死亡(包括秋後算帳被鎮壓者)、數千人受傷。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文革混亂的「嚴峻時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改革開放10年後,並無失控或「天塌下」的危機;與前者相比,沒有以槍彈對付和平請願者的「必要」。

有更好選項  重生命價值

限期清場是無可厚非的。但清場的手段有許多較佳的「選項」,不必動用軍隊、裝甲車、體內爆炸子彈。

「選項」之一,是由學校、共青團、婦聯、工會幹部勸說學生回校園,或以兩個武警抬一個學生的和平方式強制驅散。如強制驅散受阻,或可使用胡椒噴霧、水炮一類的非殺傷性工具,這是任何文明社會居民都有的「常識」,決策者怎可以一發怒就開槍殺人?

對於決策者有無「更好的選擇」,本書作者沒有陳述他的判斷。〈天安門悲劇〉的最後一段「假如」(568-570頁),引述正、反各方的觀點,作為對天安門事件的「總結」。但未引述軍方三○一醫院外科主任蔣彥永醫生的見聞,頗令人「意外」。

更令人「意外」的,是忽略了人的生命價值。香港每年都有維園的燭光晚會,紀念六四亡魂,與會者婉惜他們失去了生命(註2)。

「假如」最特別之處,是引述有人說「他(按:指總設計師)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569頁)。

八九和平請願並不存在分裂國家的陰謀,怎麼可用「維護國家統一」之名為開槍殺人辯護。本書作者列舉了這種辯護,卻未表示任何意見。

掩卷欲流淚 無語問蒼天

「假如」的最後兩小段約500字,不是對正、反觀點的引述,而是本書作者對天安門事件的感想,着墨於事件後的「奇跡」:「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570頁)。

讀到此處,我掩卷欲哭無淚,痛惜在和平請願中失去生命者;一個個天真的笑臉,在記憶的幃幕「壘印」,令人有「無語問蒼天」之嘆。

「總設計師」對經改和發展經濟的角色地位,1979—2012的GDP高速增長(年均超過9%),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但是,以「20年後的發展」,把天安門事件的武力清場解釋為社會穩定、國家富強的「動力」,是北京官方20年來政治宣傳的「主旋律」,怎麼在〈天安門悲劇〉中成了本書作者的感想?

要反思事件  自由和法治

天安門事件之後,像樣的國家都有社會經濟的發展;即使是很封閉的古巴,也有「改變僵化」之舉。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儘管有「奇跡般的增長」,與1989年的武力鎮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這正如香港英國當局鎮壓1967年「五月紅色暴動」,與1970、1980年代的經濟起飛無直接的因果關係。不能以「20年來高增長」,去「證明」開槍是「必要」或「正確」。八九學潮的平息,放棄和平方式而以武力方式,恰顯示社會遠離法治之道,漠視年輕人的生命價值。

2016年的人均GDP(美元/年),香港超過43000,台灣約22000,中國大陸8100,三地的差距甚大。其他的全球指數,港、台大都遠高於中國大陸。這些差異,與社會制度息息相關。八九學潮值得反思之處,就在於社會應走向自由、法治的軌道。
註1,http://www.master-insight.com/?p=32782

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21160606.htm

表,中共高幹說天安門事件(1989)
表,中共高幹說天安門事件(1989)

傅高義說小平 二之二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