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毛文革初期,「造反派」按照「最高指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黑幫高帽和「革命標語」掛在佛教塑像。資深攝影記者李振盛攝。(作者提供)
毛文革(1966—1976)爆發50周年,北京禁止集會議論,台北則冷漠,只有香港的大學舉辦研討會、演講會。
文化研究所 專家圓桌會
1月8日,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和大學研究服務中心主辦毛文革50周年的公開演講會。美國之音報道此事,稱是「中國領土上首個文革50周年研討會」,突顯香港言論自由和面對「歷史教訓」的制度優勢。
8日演講會前,先有6日的「以史為鑑論文革圓桌討論會」即專家研討會,論文的宣讀者和評論人,均為毛文革史專業研究者。討論會在中大文化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未對外開放。
參與圓桌討論會的,除主辦機構代表外,有來自北京的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北大教授印紅標、南京大學教授申曉雲和毛文革研究者李遜、何蜀;來自美國的徐友漁、林達、宋永毅、丁抒、陳意新、王復興、周孜仁;來自法國的潘鳴嘯;香港的丁望、余國良等。來自大陸、美、法者,大都是1950年代出生、經歷過毛文革。
西人有美國史坦福大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都能說流利的中華國語(普通話)。《炎黃春秋》原編輯丁東在深圳海關被截留,不能來港出席。
毛文革暴力 涉殺人放火
宣讀的首篇論文,是徐友漁的〈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從宏觀層面分析毛文革的爆發原因、標誌性事件、紅衛兵運動、社會影響。徐氏是原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大出版)等。
馮客的論文〈毛澤東與個人崇拜〉,論述毛文革的政治鬥爭、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愚民政策造成的社會災難。
林達的〈文革背景淺說〉,述評「身份罪群體」在毛時代特別是毛文革時受到的迫害乃至殘殺,稱這是「納粹時期和文革時期的基本共同待徵」。
所謂身份罪群體,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黑五類),在毛文革期間備受折磨甚至遭到屠殺。林達引述文稱,1954—1975的前四類「一千多萬消失了」,而猶太人在希特勒時期的死亡數是600萬;1966年,北京郊區大興縣農村,被殺害的地、富及家屬325人:「年齡38天至80歲,22戶被殺絕。根據目擊者回憶,其中的馬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入,隨提隨審,隨殺隨埋。」
史坦福教授 評文革小組
魏昂德教授宣讀論文〈毛與四人幫〉,筆者是論文的評論人。
他分析毛文革發動的背景、依靠的力量,展現歷史的大輪廓。
論文的要點,筆者歸納為三項:一,效忠群:毛妻江青、中共高層官員林彪和康生、陳伯達、周恩來;二,主要依靠力量中央文革小組;三,毛文革發動的原因;四,發動的四個步驟。觸及黨內大規模的政治清洗,整頓官僚體系以革委會取代,毛文革中的裙帶風;也涉及動員群眾形成群眾運動(如紅衛兵運動),以監督官員忠於毛。
正如論文宣讀人的分析,毛文革的發動,確獲江青和幾個要員的擁護和賣力。他對於文革小組的成員、扮演的角色、群眾運動,有全面的述評,讓讀者了解毛的動員策略和文革小組的重要性。
毛信任侄子 用第三勢力
不過,他如果把其它很接近毛的政治勢力列入述評,則可能更能幫助讀者。
除了江青集團(江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中央文革小組之外,還有三類政治活躍分子不能忽略:一是毛的親屬、親戚,如侄子毛遠新、女兒李敏和李訥、親戚王海容(王季範孫女)、王曼恬(王海容姑母)等;二是毛身邊「特殊的女同志」(親密女友?),如謝靜宜(外傳是謝富治女兒並不可靠)、張玉鳳;三是1980年拙著《華國鋒評傳》分析的「第三勢力」(註1),這批壯年實力派,介於江青集團(江集團)和周恩來老幹部集團(周集團)之間,效忠於毛但不滿江青的極左言行,與周集團有錯綜複雜的關係(默契),代表人物是華國鋒、紀登奎、吳德和軍方的李德生、陳錫聯、汪東興等。
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特別是1974年毛半醒半迷糊狀態下,毛遠新、張玉鳳的角色更為重要。中共元老陳雲說:「1975年冬,來了個聯絡員,一個娃娃,毛主席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主席匯報。」(註2)他又說,連葉劍英那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
周恩來角色 討論有分歧
關於周恩來的角色,是與會者頗有興趣的話題。筆者認為,周不同於林彪、康生、陳伯達,不應將他與後3人併為同一類。
不少人說周是毛身邊的長期幫兇,筆者不贊同此說,他實際也是毛文革的受害者。一方面,他要對毛表忠,以保持權位、避免老幹部集團崩潰;另方面,他利用既有的權位,盡可能抵制江青集團、減少極左的禍害。陳雲說,他在毛文革初期的國務院機關,抵制「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先念語錄」的造神,又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
1974年「批孔批周公」以後,周已是「醒悟」者,在重病中與江青集團抗爭,扶持葉劍英、鄧小平。他同葉劍英與江青集團的迂迴搏鬥、與第三勢力的某種程度默契,積累了政治資源。這是葉聯合第三勢力華國鋒和汪東興、在毛死後推倒江青集團(1976年10月事變)的基礎。
論文引文獻 有一些小錯
筆者的評論人發言,提到宣讀論文者引述文獻的小錯:表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變化〉末:「資料來源:中共中央組織部(2000年,第10卷,第61—62頁)」;其中,中共中央組織部是出版物的編者,不是書名,書名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李銳主編);卷數是「6」,不是「10」。
表中的姚文元,並非是上海盧灣區委宣傳部副部長,他只當過這個宣傳部的理論教育科科長,職級更低。另一本由中共中組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956),有他的履歷。這都是大部頭的官方文獻出版物。
這些文獻的小錯,或是研究助理核查文獻之失。
康生神化毛 始於1958
論文述評康生的部分,提到康生在1950年代「僅在地方上擔任領導職務」,「1960年代初,毛將康生召回北京」。
這段敘述與事實有出入,康生因病長期休養,1957年恢復管事: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主管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195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組長陸定一),小組是政治局下面的高級協調機構,他在小組中主管思想理論和中央黨校。《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291)、《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5卷頁71)有相關的記錄。
中央黨校馬仲揚的〈康生的「發展」論與現代迷信〉(刊紅旗半月刊1980年9月第18期,頁23—27),對康生早在1950年代後期神化毛的活動、後來對毛文革的影響,有精要的述評。
此文提供的史料,證實神化毛的政治動員,早在1958年就由康生推動,並非論文寫的1964年由林彪發動才開始。此文是研究毛文革歷史值得細讀的參考文章。
註1,丁望《華國鋒評傳》,明報月刊出版(香港,1982),頁193—218。
本書英譯版Chairman Hua: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由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日譯版由新泉出版社(東京)出版。
註2,陳雲文選1956—1985,頁218。
.本文原題〈960萬平方公里 首個文革研討會〉,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