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築師嚴迅奇（亞新社）
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拗，主要集中在程序公義和決策的透明度；對是否應該建這樣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反對聲音並不強烈。泛民陣營之中民主黨比較低調，公民黨則較勇進，原因之一是公民黨黨員陳淑莊是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媒體多引述她的發言；但她公開的言論，也從沒說過香港並不需要建這個博物館。
政府自製危機 實令人不解
事實上，政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簡述了過去10年和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經過，到2012年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協議，雙方同意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據文件內提供的數據，每次展覽吸引的入場人次都非常踴躍，換言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深受公眾歡迎，有「民意基礎」。把這種合作關係提升為在香港建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理應得到民意支持，整件事的籌劃安排何須在「滴水不漏」的情况下，以「密室操作」的方式進行？現在的結果，令北京故宮博物院尷尬、馬會的捐款反受質疑（巨額捐獻之後會否影響其他社會服務的資助），連著名建築師嚴迅奇也無端捲入風波，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手法再次受到責難。一件本應是好事的計劃反而無端陷入困境，政府自製危機，何以至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違博物館發展現代潮流
過去幾年，政府對於涉及中國大陸的議題都提心吊膽，深恐在政治上犯錯，或怕惹怒北京、或怕港人產生牴觸情緒；在決策時，往往以各種方式繞過立法會或盡量「低調」，務求推行時較為暢順。然而，公共政策講求透明、公開、問責，要爭取各持份者支持，唯有如此，決策才可以成功推展，令社會受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1974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1屆會議，其章程第三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諸於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就要得到民眾認可和接受。試問「滴水不漏」的決策過程又怎能達到上述目的？
博物館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往往是最矚目的地標，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但早年的博物館，其實只是王室的私人珍寶收藏室。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教育開始普及，政治民主化席捲全球，博物館逐漸對平民百姓開放，發揮了知識普及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成為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的功能愈來愈大眾化、公開化，香港搞博物館卻在公眾隔絕的情况下進行，完全違反了博物館發展的現代潮流。
當代博物館對城市更新（regeneration）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促進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博物館本身的文化資源可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台北故宮近年推出2000多種文創產品，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三，博物館可以促進公眾的認同感，成為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喚醒民眾對歷史傳統的尊重、增強對城市的歸屬感。在香港搞一座高水準的博物館，絕對值得支持。
港故宮館不應成北京故宮「分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2年在智利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行圓桌會議，提倡博物館要隨社會發展而變革，傳統博物館的哲學和內涵要改革，不應只關注「物」的收藏，而是以人為中心，直面社會問題；博物館在關注歷史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當下生活的世界，面對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令民眾認識到社會和諧、文化共融的重要。
北京故宮本身是一座皇室宮殿，它的地位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現在香港要建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應該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分館」，也不應把重點只放在文物展覽。馬會願意捐35億元建一個世界級博物館，對香港是好事；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如果能建成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融合故宮的文物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為一座兼容中西文化的博物館，讓參觀者可以比較中外文化、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這樣不是更能彰顯香港國際化的特色？
中央電視台拍製過一套1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分別演繹了古代中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等不同時空背景下東西方藝術演進的歷史。把兩座博物館放在一套紀錄片，目的是透過它們館藏的文物，對比整個中西文明。若不「以人廢言」，這套紀錄片水準甚高，主題曲《心依戀》更非常悅耳。內地也有這種中西文化世界觀，香港就更應該利用本身特點，建一座全國獨有、兼收中外文物藝術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念之間，怎樣把香港故宮博物館「變身」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值得下任特首仔細研究。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