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另類聲音 愛國非愛朝廷

——「愛國」話題爭論.之一

「朝廷、政權是民眾推選出來為保護國土安全、民眾的根本權利和福利,促進民族興旺服務的,如果做不到,甚至起相反作用,是完全可以替換的,人民沒有非愛它不可的義務。而『助紂為虐』正與『愛國』背道而馳。」
封面圖片:獨立思考的學者資中筠說,愛國不是愛朝廷。(網絡圖片)
 

希特勒侵略 愛他非愛國

 
北京官方正展開「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主調之一是宣揚「愛國主義」。
 
對於「愛國」的政治宣傳教育,北京知識界向來有爭議。有人問什麼樣的政府、執政黨值得大家去愛;也有人說,愛國不等於愛執政黨或政治領袖。在日本侵華、德國希特勒侵略他國時,日本人、德國人是否支持侵略才是愛國?這些質疑都應該理性討論,不應以政治口號去迫人服從。
 
面對官方的政治宣傳,北京思考型文人對「愛國」有另類解說。國際政治和外交史專家、86歲的學者資中筠說:「愛故土、愛民族、愛人民,不等於愛朝廷。」
 
在〈中國人愛國愛什麼〉一文,她寫道:
 
「朝廷、政權是民眾推選出來為保護國土安全、民眾的根本權利和福利,促進民族興旺服務的,如果做不到,甚至起相反作用,是完全可以替換的,人民沒有非愛它不可的義務。而『助紂為虐』正與『愛國』背道而馳。」【註1】
 
她熱心於自由、平等、民主的啟蒙,曾撰文倡議「再啟蒙」,呼籲獨立思考,超脫「頌聖」的造神運動。【註2】
 

流氓無產者 也唱愛國調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引述英國文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話:「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最後的庇護所」。
 
在資中筠說「愛國非愛朝廷」之前,有些學者引述「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一語,述評「一黨領導」體制下「愛國主義」的虛偽。韋大林的〈「愛國」是如何成為賊的〉說:
 
「在『愛國主義』的金字招牌後面,不僅隱藏了流氓無賴,還隱藏了……暴君……唱紅打黑、維穩強拆、太監、貪官等。」【註3】
 
韋氏說的流氓無賴,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常提到的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階級。共運史並無刻意貶抑,相反的許多「革命家」讚賞流氓無產者,說是勇敢的「革命戰士」。
 
流氓無產者一詞(術語),見於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收入此術語。
 
所謂流氓無產者,原是指無產階級的最底層,沒有財產、知識程度低,或也沒有正當職業者,如流氓、地痞、扒手、盜墓者。後來,泛指流氓型的貧困者(也有非貧困的知識階層),大都奸詐、善鑽營,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告密的「積極分子」,以「拳頭出罪名」和以「愛國」之名「忠於領袖」聞名。列寧、毛澤東的紅色革命,吸收了許多流氓無產者,有的還當了官,如20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
 
北京思考型學者,借用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軀殼」,描劃當今「愛國者」的虛偽。韋大林把高喊「愛國」的狠鬥者視為精神太監即政治太監:
 
「崇拜並依附於領袖的精神太監,他們習慣於響應領袖號召,學習領袖指示,感恩領袖栽培,充當領袖的工具,歌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迷戀、熱愛領袖領導下的黨權國家。……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領袖的召喚下,他們才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感到自己還活着,還有價值。」
 

以愛國之名 逢迎和告密

 
北京作家木然也觸及流氓無產者:
 
「高喊革命理想,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那些人……是毛澤東主義信徒,去打人,去殺人。他們穿上共產主義理想的外衣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野蠻人。……在精神上完全聽從領袖的擺布。」【註4】
 
上海的大學教授朱大可,在〈告密者:一種歷史幽靈的閃現〉一文,述評以告密為樂的「愛國者」:「告密……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
 
在港、陸、台轟動的周子瑜事件,也被視為以「愛國」之名告密抹黑他人的流氓無產者行徑。
 

愛國非盲從 獻媚違民意

 
思考型學者之質疑「愛國主義」,是因為2013年以來政局向更左方向轉,回到毛的老路,強化思想控制和「愛國主義」政治教育。
 
最近,官方的宣傳主調是:學習「系列重要講話」,「引導人們……培養昇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深厚感情」;有的宣傳文章,還宣揚「三絕對」: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領導人絕對權威。
 
上述的主調,突顯「愛國主義」以「愛黨」為首位。在執政黨大於國、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的政治體制下,執政黨高度集權,高層的家長意志或地方的長官意志,形成不同層級的一言堂;所謂愛黨實際是順從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民眾只能「做黨的馴服工具」。
 
「愛國主義」既然以「愛黨」為第一要素,當權者以「黨」和「愛國主義」為名發動的政治運動、發布的政策和政令,民眾只能盲目聽從,以致許多違背常識和科學、侵害民眾利益的舉措,成為失去理性的所謂群眾運動,如1958-1960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水稻畝產從二、三百斤吹到13萬、17萬斤的「豐產衛星」。
 
 
這場以「愛國」為名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形成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權風,勞民傷財,損害民眾利益,更造成大飢荒、3000萬人餓死(大部分是農村居民)。
 
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之下,跟着毛發瘋把鐵窗、飯鍋丟到「土高爐」燒焦充鋼鐵,才是「愛國主義」;懷疑大躍進、全民煉鋼和「豐產衛星」,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恰如《貞觀政要》描述的官場之弊:「讒諛競進以求媚,……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
 
奴化人民的社會控制,是思考型知識分子無法接受的。愛國,不是對家長意志、長官意志的絕對順從,不是閉上眼睛擁抱「極左的一套」、逢迎政治權要的個人崇拜。
 
 
本文原題〈北京學者議論 愛國非愛朝廷〉,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