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如何改革北京大學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該校與他校的界線，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並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

 

（本文選自《北大舊事》，原題為《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