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港府對基礎研究傾斜，令教授們在這方面碩果纍纍，香港高校躋身在國際卓越水平。然而，令港人感到不值的是，為什麼香港科研學術成果一流而產業落後？關鍵是，港府對高校撥款機制過度傾向基礎研究，忽視應用研究。現在港府提倡科研發展，不得不因應施政而有所調整。
現行政策 傾斜研究
現時香港高校的研究撥款來自 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與 RGC（研究資助局）。RGC 撥款方面，分配予各間院校是依據 RAE（研究評審工作），RAE 的評審標準八成來自「研究成果」，二成來自其他對學術的評估，即取得多少研究資源的投入、學術成果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如獲一流學術期刊頒獎或獲邀主編）。
至於 UGC 發放予高校的撥款，75%用於教學，25%用於研究（即 R-Block，直資研究撥款），後者根據 RAE 評核結果而決定如何分配的。
換句話說，RAE 對高校研究撥款的影響至為關鍵，反映 UGC 與 RGC 着重基礎研究，欠注視應用研究。主要癥結有三：一、對於基礎科學論文的成果計分撥款，對於應用科技成果如知識轉移則不予重視；二、撥款機制重視教授的論文對學術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沒有關注其對經濟、文化及社會產生的影響力；三、撥款機制重視科研資源的投入源自 RGC（用於基礎研究），而不計算源自 ITF（創新科技基金，用於應用研究）。
由於港府不重視應用科技，已構成校方與教授推行知識轉移時困難重重，欠缺積極性：
一、教授欠缺誘因進行科研轉移
大學教授進行科研，首重撰寫的論文能刊在國際頂尖期刊；一旦發現具商業價值，便申請專利。申請專利，花費不菲，向美國申請專利要用3、4萬美元。儘管院校可以支付，但手續相當繁複，反覆報批，瑣事重重，動輒花上二三年，需時又花錢。
即使專利成功申請，教授也要通曉創業。在象牙塔鑽研的學者，能八面玲瓏在市場洞察商機，掌握集資、價格與需求、市務、營運⋯⋯殊不容易。創新科技創業者的成功率少於1%，教授要把研究成功商品化，不宜高估。那麼，教授在學術論文上勝券在握，有何誘因去冒險創業呢？況且，教授取得應用研究資金、專利發明，也不會為教授本人帶來太大的升職好處。當披荊斬棘，經若干年後，一旦成果商業化，教授也沒有多大收益，因為專利屬於院校，七除八扣後，只有點兒收益，恐怕教授不會為此拚搏。
二、高校不善商業經營
香港高校的宗旨是創造知識和教育學生，但在現行制度下，縱有優秀學術成果，知識轉移只處於次要。教授刊登論文才是非做不可，科研成果商品化彷彿是可有可無。
現時教授的科研成果多由學生轉化為商品化，但容易墮進利益衝突的陷阱。教授不能以公濟私，利用學生為其公司牟取利潤。有時科研教授不清楚學校條款，或一不小心，諸如利用學校辦公室從事公司業務便可能違規；香港城市大學早幾年便有教授進行知識轉移而遭受處分，校內採取寧穩勿錯，知識轉移便一度緩慢下來。
香港高校校內的知識轉移機構，以捍衞高校的權益為己任，與企業就專利權益討價還價，容易陷於僵化，無法有效把科研成果轉移出去；商人講求盈利，高校講究成本，兩者不容易談得攏。面對高度政治化的香港，高校也擔心被批評賤賣資產，因而院校代表在與商界議定授權時，只能戰戰兢兢，甚或少做少錯。
現時院校每年為申報專利的開支不少， 可高達幾百萬之多。在審核批准時，教授從創新角度出發，但專利的有效運用應從商業考慮。如果專利批出而沒有商業效益，則專利證明形同一張廢紙。現在香港高校的知識轉移商業化不足，便被指不能有效經營。
「現時大學雖然願意付出適當程度的資源去開辦公司，但從商業角度看，此投資常與收入不成正比，反映大學經營不善。這形成惡性循環，學校管理層因而削減在科技轉移的投資。」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在《創科軟實力》一書如是說。
在現行制度下，教授進行科研轉移沒有得到很好的獎勵，一旦滿腔熱誠去參與，反而面對高風險，耗時又費力，那就不如維持參與學術規則的遊戲，一紙論文價更高。
為了推動高校知識有效轉移，UGC 必須在制度上調整。正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指出，把「社會影響力」加入評核標準，使大學開始重新與商界合作，改變一貫以來只重論文的看法。由此，才是根本的推動應用科學，令院校重視應用研究論文，也注意科技成果，並將之商品化。香港料呈現更多更具創新性科研產品，科研產業有望進一步打開新的局面。
（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