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走過熱血革命的道路,你現在怎看佔中運動呢?
施:我認為反對派不理性,泛民派是否追求民主令人愈來愈懷疑。他們尋求的是自己政治正確,愈完美、高超愈好。例如:公民提名,明顯是《基本法》所不容。現在要推翻沒有公民提名的特首選舉框架,只有革命才可能,但他們說不是革命,那怎可達到?他們其實可要求在提名委員會模式上改良,但偏要中共達成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以致現在進退兩難。
再說,他們在追求憲政上改革,講民主亦要大多數認同;但他們在社會尚未達一致意見時採取佔中行動,導致社會分裂多於達到目的。以癱瘓交通的方式爭取理想,是以少數激進派挾持大多數人。多點民主是好的,但不是與中共反目。
我看過佔領華爾街清場使用武力的短片,香港警方處理佔中算不上過度用武。我說過,不必清場,讓他們自行承擔。當然政府也有這個想法,因政府要清場亦不易,待示威者少一些,民怨多一些,屆時處理效果更佳,否則動用警棍拉人將帶來更多指責。
廖:你做過革命青年,現在奉勸佔中年輕人怎樣反思呢?
施:世界上政治制度都是演變而來的,因涉及許多利益,也有其歷史背景,不可天真以為政治制度可以從西方倒模過來。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中國是持份者,不能不考慮他們需要;但佔中者所持理論自視為完美 ——現在是佔中搞運動,給你正確東西——這是空想,必須為人民取得實質作用,才是真正有效益的追求。不過,通常運動初期都是患「左傾幼稚病」。
我建議年輕人看一看:由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作者批判馬克思,認為歷史不出現任何必有之路。他認為世界有或然性,沒必然性,我們只能證偽而不能證實,現在被人視為對,只因尚未能被證實是錯的。波普爾提倡社會改革只能斬件式改革,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不一定社會主義,也不一定變成大家所講的民主道路,而是人人一起創造。人有自由意志,有偶然性,千變萬化,應逐步變,而不是突變成烏托邦式的。革命會引起大規模傷亡,互相屠殺,法國大革命便是。
廖:佔中年輕人以「大我」為港人爭取民主,甘願犧牲「小我」,你認為怎樣處理「大我、小我」的目標?
施:人生活在社會,要關心社會,要改變亦無可能一次過成功,應謙卑一些,不要自視己見絕對正確,叫人跟隨。年輕人把自己認為好的加諸於人,這是專制、獨裁;現在社會是多元化的。
對於民主概念,香港民主派亦有迷信,以為是改變社會唯一出路。其實,民主也有缺憾,無疑比專制好,但也保障不了人民當家作主。不少美國人覺得選舉無用而長期不投票的。民主重要是因其具有更替機制,當選出的總統或議員表現欠佳,便可以下次否決,改由他人出任。其實面對經濟不景、貪污猖獗,民主也不是萬應靈丹。民主現在是相對好的,但不要視民主是終極制度。我們不知什麼是真正好的制度,但可用「試錯法」,知道什麼是錯的,經點點試行及修正,好機制遲早到來。英國最初只是地主才可投票,香港早期也是納稅人才可投,後來慢慢放開讓更多人具投票權。現在香港政改發展必然受制於一國之內,須符合《基本法》,除非進行一場革命成功才可以改的,不是你要改變便實現。
廖:佔中人士批評香港官商勾結,叫梁振英下台,你認為如何?
施:香港不存在制度性官商勾結,他們批評是沒有根據的。現在是官商割裂,多於勾結。香港官員都不去了解商人需要,不理解營商環境的需要。佔中人士埋怨現在樓價高企,其實1981、1982及1996、1997年樓價更不合理,利息又高。他們又喊「梁振英下台」,但事實上,地產商最痛恨梁振英,因他對買樓投資者出辣招,監管一手銷售樓花,又增加土地供應。
廖:年輕人充斥許多不滿,香港真這麼糟糕嗎?
施:香港經濟相對好,失業率只約3%;歐洲是雙位數失業率,年輕人高達30-50%。現在香港年輕人投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那要考慮去一個發展空間大的地方,會較易向上流。譬如公司要開分店,就會有更多升級為經理。可是,現在港人仇商、仇富,這會削弱投資。其實香港營商環境已不比歐美差,中小企生存空間大;可是我看香港年輕人勇於出來創業不及內地人。佔中者甚至批評香港民不聊生,但香港已有一定安全網。香港醫療也較不少國家好,即使美國,連呼叫救護車也要確保你能付款。再說,香港有法治,合約履行力很強,審判合理,那肯定比內地好得多。總體上,香港已算不錯,只因有人要學生勇於鬥爭才說香港這麼不濟。
廖:香港的政制改革,你有何建議?
施:我認為最重要是人民的意願能在政府政策內反映出來,但民主未必可保證過來,因人民究竟需要什麼也未必能清楚說出來,況且很多時民眾是關切眼前利益,結果很容易造成希臘式的財赤。佔中學生要求取消功能組別,但我始終認為,立法會應重視精英票數的比重。我覺得,香港每人應享有兩票選舉立法會,立法會議席應有兩個來源,一是彰顯公平性,以一人一票從區域選出;另一體現重要性,以職業區分,無論家庭主婦、學生都可選,但權重低一些,而金融業對香港尤關重要則權重高些。至於香港未來特首選舉,我同意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分四大組別先行選出;而在四個組別每組都要拿得1%票數才能做候選人,再交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然後再交中央守尾門,即具否決權。
我總認為,市民及政黨要清楚中央的顧慮,不要跟中央作對,不要嚇怕北京。其實,中央要求特首愛國很正常,但泛民質疑這說法,中央便不給你機會。譬如你作為兒子想出外遊玩,但卻告訴母親可能有不當行為,那當然不讓你走出去了。
原文刊於 BBC 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