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革發動50年的話題，引發的網絡平台爭論很熱。爭論涉及對毛的評價。35年前（1981）的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毛文革，也局部批判毛晚年錯誤，但仍肯定毛思想的「歷史地位」。
「決議」是對毛文革全面的「總結」，於1981年6月29日公布。在這之前，改革家葉劍英（1897—1986）發表「十一講話」（1979），對毛文革有初步的批判，稱文革以「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使各族人民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註1）
本文疏理「決議」的歷史背景，述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前的四千人大會，觸及對毛個人品質（品德）的批評。
華國鋒失勢 批判毛文革
「決議」的起草，開始於1980年3月，10月寫成內部討論稿。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舉行高幹討論會，號稱四千人大會，省、部級及更高級官員與會者實超過五千人。
中共建政以來，四千人大會是全面評論毛與毛思想的唯一大集會，因不迴避毛的極左錯誤和「文革浩劫」，被稱為是「思想解放大會」。
四千人大會的舉行，與凡是派的潰敗有關。凡是派由華國鋒、汪東興主導，前者是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後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們提出「兩個凡是」論：凡是毛的指示、凡是毛的決策都要遵循。
1980年，凡是派處於權力衰敗狀態。在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汪東興免職，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吳德、陳錫聯亦去職，稍後「農民副總理」陳永貴也出局。在11月的政治局會議，華國鋒失去黨主席、軍委主席、總理職，分別由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接替，華改掛黨副主席虛銜。
凡是派潰敗，由回朝派（文革後回朝老幹部）主導政局，他們主張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泛稱為改革派。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確定的政治局七個常委排名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1982年9月十二大後僅為中央委員）。
七人中，小平逐漸成為大家長，陳雲是副家長，劍英因年邁養病處於「半退」狀態；第二代的耀邦、紫陽，分別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1980年2月重設書記處以來的書記處書記，有「改革闖將」萬里、方毅、谷牧、彭沖等。
高層權力的重組，使小平掌控中央大權，耀邦和紫陽則負責書記處、國務院日常工作。這是六中全會前能召開四千人大會的政治基礎。
反思極左路 李維漢批毛
四千人大會的出席者，大都是副省、副部級或以上的高幹，大致可分為反思派、保皇派。
反思派指反思毛文革和毛思想，主張深入批判毛的錯誤、全面否定文革；保皇派則稱毛發動文革的動機良好，是防修、反走資的一場革命，有錯誤、偏失是難免的，主張維持毛的高大形象，反對批毛。前者多為回朝老幹部及知識分子，後者多為文革既得利益者或對毛愚忠者。
反思派中，有一批文革前的「老左」，經歷文革風暴後反思歷史和毛文革而大徹大悟，主張全面徹底批毛或推行廣泛的改革。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譚震林，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陸定一，中宣部副部長、號稱「文藝沙皇」的周揚，就是大徹大悟者。
發言涉及毛一系列錯誤，可歸納為五大類：
一，長期的極左亢奮，片面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政策的決定常脫離實際，是個人意志的產物；
二，好大喜功，浮誇，形成政界的假大空現象；
三，個人品質（品德）差，反覆多變、出爾反爾，愛找藉口整人，手段太狠；
四，熱中個人崇拜的造神，推行愚民政策；
五，發動文革，動機不良，造成社會禍害。
大會的發言，已在一些解密檔案、傳記、回憶錄透露。研究法治的專家郭道暉，在《炎黃春秋》亦記述發言狀況。
根據上述文獻，與會者說得比較多的，是毛的極左亢奮。
中共元老、20年代的中央秘書長李維漢（1896—1984），提到毛有左傾片面性，長期反右不反左；左的錯誤，包括階級鬥爭論，以思想去劃分階級，把知識分子列為資產階級、臭老九批判。
他又說，毛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方毅說暴君 黨內鬥爭熱
不少高幹談到，毛最熟悉的，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帝王的權謀。在軍中相對較開明、文革前的副總參謀長、8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張愛萍（1910—2003）），說毛「言必稱秦始皇」。
據郭道暉的記述，國務院農機部高幹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經濟學家孫冶方指出，毛並未熟讀馬列著作，他把封建帝王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
方毅（1916—1997）說得更白：「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註2）。
方毅是周恩來信賴的幹部，文革前曾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80年代當過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兼科委主任。
關於毛的經濟決策，不少高幹批評有急躁、脫離實際之錯。有人舉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毛定下鋼鐵產量翻一番指標，國務院高幹認為無法達到，毛便大罵主管計劃的副總理李富春：「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
列寧秦始皇 帝王權謀術
發言者多與毛有交往，或對毛的政策、政治運動了解至深，故反思比較深刻，也觸及「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毛確是長期有極左亢奮。80年代的大家長小平說，1957至1977年是「左的20年」；事實是：在1957年反右前，毛就有極左亢奮，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都是極左的政治運動。
所謂極左亢奮，是脫離實際、脫離民意，借用史學家余英時對毛的評語就是「反智反科學」；政治想像和家長意志，衍生太多的口號和「中國夢」。當政治動員或政策實施不順時，就編造階級敵人和階級鬥爭，以政治整肅製造恐怖氣氛的手段，繼續強制推行勞民傷財乃至造成社會大禍害的政策、政治運動。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即使是法家也顧及民疾。《管子．經言．牧民》主張施政「量民力」：「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毛的大躍進、土法煉鋼和水稻畝產數萬斤乃至17萬斤的「衛星」，就是不可得之狂想，農奴化的「人民公社」運動更是民之所惡。
對於毛的封建專制主義，發言者的批評是中肯的。毛思想的實質是「列寧加秦始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連同斯大林的專政觀）和秦始皇專制，就是毛思想的「內核」。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毛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註3）
家長一言堂 說不怕離婚
秦始皇主義必然堵塞言路，敢講真話者少。毛曾說幹部不敢講話，要他們「六不怕」（不怕扣政治罪名、撤職、開除黨籍、離婚、坐班房、殺頭），有「六不怕」的精神準備就敢講話了。這段被稱為殺氣騰騰的話，反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秦始皇式的家長制弊端，是權力極度集中於一人，形成一人黨、一人決策的一言堂，遠離文明之路。
（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