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事件後，北大和其他大學校園有後續的暴力潮，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等，都受到侮辱和毒打。
北大東方語文系主任、教授季羨林吃盡苦頭：在陪鬥時「挨了耳光，背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腳上挨了重重的一腳」，「又被卡住脖子，反剪雙手，押去遊行示眾」；示眾完後，他的遭遇是：「一腳把他踢下汽車，他跌了一個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來。一個工人走上前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他的鼻子和嘴裏，立即流出了鮮血。」
西方語文系名教授俞大絪被迫當眾下跪。事後不堪羞辱而自殺亡故。她是民國名人俞大維之妹、今政協主席俞正聲之姑母，丈夫為化學家曾昭倫（曾國藩後人，曾任教育副部長，1957年列為右派分子，後為武漢大學教授）。
還有人受到酷刑折磨：
「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籤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陸平被用鋼絲纏捆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註2）
以紅色恐怖 推展大清黨
校園暴力和社會上的「破四舊」、抄家，在毛思想「指導」下，由陳伯達、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遙控，幫兇有戚本禹等。
618事件是由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派妻子曹軼歐插手，煽動「造反領袖」聶元梓衝擊學校。江青的公開演講，讚揚西安交大和南京大學的造反，又稱618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江青同志論文藝》，頁150）。
北大校園風暴的暴力化，是毛製造社會恐怖的一種手段。改革家葉劍英的「十一講話」（1979），提到林彪和四人幫以「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使各族人民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他們煽動打、砸、搶，製造大規模武鬥，「赤裸裸地宣揚爭權奪利和流氓政治」（註3）。校園的暴力事件，正是林彪、四人幫的恐怖主義產物，他們是受毛「指導」的。
原籍波蘭的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1921—2007），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析斯大林的「大規模恐怖」，提到他的打擊對象往往有對他絕對忠誠者（毛文革時被整殘的羅瑞卿、被整死的陶鑄，本是十分忠誠於毛的「專政執行人」），以此製造恐怖，達致「先期的防範」。
校園風暴對現實政治中的「警示」，且套用唐太宗（599—649）的話：「睹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
校園風暴的恐怖主義，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社會不在法治軌道，高度集權下的家長制，沒有權力邊界，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一言堂；只有家長意志，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更沒有民意。這正是毛文革釀成巨大社會災難的一大原因。
註1：聶元梓，女，河南滑縣人，趙紫陽的同鄉。生於1921年，今年95歲。1963-1966年，在北京大學任哲學系黨支部書記，實權比系主任大。
1966年5月，她與人合寫大字報，抨擊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被毛看好，毛下令官方電台在6月1日廣播其大字報，引發了校園紅色風暴。後來，在毛和江青、康生支持下，當上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文革前的副市長），70年代初被毛、江閒置。1983年被判刑17年，1995年獲釋。
她出身於紅色家庭，兄聶真當過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兼黨組書記。她是抗戰幹部，曾任中共山西省中條山地委副書記，國共內戰時（1946—1949），曾任中共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後長期在北大當黨委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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