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什麼是好的教育、婚姻、品格？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麼淘氣就怎麼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衝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麼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讀書，讀好書入迷。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跡，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於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着，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詞典果然找着。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幹什麼，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麼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麼，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麼，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後，他在文化圈裏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幹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塗，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淨說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麼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並不重要。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後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麼會。到會後，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劃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麼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裏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麼樣。

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着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着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於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麼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裏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禦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煉。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100歲（2011年），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100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