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孫恒志

在諸多的朋友之中，孫恒志一向是我最敬重的老大哥。30年過去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在我進市委宣傳部不久的某一天，有事去副部長潘維明的辦公室，他正和一個近40歲的中年人談話。此人看上去中等個子，身板壯實，皮膚黝黑，沉穩大氣，一派儒雅的學者風度。小潘介紹說：這位是社科院的孫恒志。孫站起來和我握手，態度十分謙和。

 

 

這個名字好熟悉！我頓時想起文革初期，上海大街小巷貼滿造反派通緝上海中學「十紅」頭頭孫恒志的傳單。他當時是上海幹部子弟、老紅衛兵的精神領袖。母親孫蘭是上海教育局的老局長。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擔任清華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1936年入黨後，被派到上海在宋慶齡、何香凝和許廣平直接領導下投身婦女界救國會工作。隨後進入蘇北解放區，擔任淮安縣長。1964年，周總理到上海視察工作，曾握住孫蘭的手，詼諧地向大家介紹說：「這是蘇北解放區第一位女縣長，是我家鄉的父母官。」孫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恒志的父親萬金培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蘇北建黨初期的領導人之一。建國後長期在安徽擔任財經方面的領導工作。孫恒志在學校時是那種少年老成的好學生，政治上遠比一般中學生成熟。文革發生不久，他自覺抵制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因此招致造反派的嫉恨。在學校待不下去了，孫恒志就去各地闖蕩，到民間考察，最後回到蘇北老家做農民。農閒回上海時，他的住所「小東樓」成為知青聚會的沙龍。沙龍成員在一起參與追求獨立思考的「地下讀書運動」和交流詩歌創作。孫恒志的舊體詩當時在上海知青中流傳甚廣。他的詩作飛揚着一種豪逸晴朗，稍帶幾許悲壯的格調。直到今天，恒志依然保持着寫詩的濃厚興趣，時有傑作佳句，頗受南懷瑾先生讚賞。

 

 

1970年代初，孫恒志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到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上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文革結束後，他的興趣轉向經濟研究，被調到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當副研究員。他的經濟思想獨到深刻，是國內最早研究投入產出理論和主張發展第三產業的學者，並且一開始就將理論用於實際的經濟活動之中。1985年，他因上海市投入產出表的設計和編制獲市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次年又因《上海第三產業發展戰略的研究》獲市哲學社會科學論文獎。他提出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的主張，迄今為止一直是上海經濟發展總思路。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長期以來一直以工業生產總產值作為經濟發展指標。孫恒志等人提出用包括第三產業在內的國民生產總值 GBT 取而代之，此後推廣到全國，沿用至今。

 

 

初識恒志不久，他就被提拔為市委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86年夏，市委指示潘維明、孫恒志、黃安國和我負責起草有關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給中央的匯報提綱。從上海交大專家樓、虹橋迎賓館、嘉定別墅到北京廠橋中辦招待所，改了一稿又一稿。在近半年的時間裏，我和恒志朝夕相處。他為人低調，話語不多，但言必中的，足智多謀。我和安國思想活躍，但往往大而化之，恒志則長於將想法落到實處。例如，我們提議上海要吸引全國的文化人才，他就想出給外地專才「藍印戶口」的招數；我們主張鼓勵社會辦文化，他就提出給投資文化事業的企業減免稅的做法；我們宣導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他就建議向中央要求給上海文藝團體出國演出的自主權。這些在今天來說已是司空見慣的舉措，但在30年前的中國卻是聞所未聞的。

 

 

1989年春，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開刀。孫恒志參加上海經濟學家代表團赴美考察剛回來，就被他委以重任出任整頓小組副組長。但他堅持以理服人，不願以整人去博取領導的歡心，成為小組裡的異數。恒志是個秉節持重的人，不像我年輕時那樣鋒芒畢露，但在歷史的大是大非前則立場堅定。5・19宣布戒嚴後，他起草了向中央呼籲和學生對話的5000名共產黨員公開信，震驚海內外。在事後的追查中，孫恒志不願違心認錯，被當局公開指責是隱藏在市委機關的動亂分子。此時，我和恒志、安國三人成了真正的患難之交。停職審查期間，我們不慌不忙，三天兩頭聚在一起旅遊、釣魚、喝酒、聊天，過着難得的清閒日子。賦閑的恒志還學會了做一手好菜。有一天，我們開車去浙江莫干山遊玩，半途聽說有個算命瞎子，就順路去長長見識。輪到給恒志算命，瞎子說他「權去威存」，在場的人聽了都面面相覷。25年過去了，瞎子的話不斷被應驗。儘管恒志早已離開權力場，但在朋友圈始終有着崇高的威信，因為他有一身凜然正氣。

 

離開官場的恒志不得不下海經商，創辦了上海信達投資顧問公司。20多年來，他從不利用以往的人脈搞權錢交易，既不為利益背信棄義，也不為錢財對權力卑躬屈膝。七、八年前，他逐漸退出商界，忙於為國內城市穿針引線，學習美國的城市規劃經驗。近幾年更是過起了悠閒的退休生活，做詩讀書，打球旅遊。我們兩家人幾乎每年都會相約一道出國旅行。旅途中常和恒志聊起無常的世事，他的看法大多精闢入裏。我知道，這位老大哥看似已漠然置身於政治之外，但心中終究放不下家國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