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舊作，發現最近寫了不少送別性質的文字，既有給畢業離組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寫下的寄語，也有給師輩寫下的同遊記錄。這些文字施予的物件和情景雖然不同，但是表露的心態卻有相似的地方，遂想整理一番，為自己也為朋友們，做一下對於2023-2024年的心跡梳理。
最近的例子是2024年夏天，與博士生和博士後們一起唱的一齣雙簧（〈科研可以像一圈麻將──一位導師給畢業生的離別寄語〉），早一些的是2023年夏天在意大利里雅斯特國際理論物理中心和師輩同遊的記錄（〈亞得里亞海邊的回憶〉），更早的是2023年春天博士後離組，觸發了對於個人內心成長過程的追懷（〈送會稽嚴生序〉）。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拉扯，其實都在表露着共同心態，即筆者對於當下的中國的科研環境，還有如何選擇人生道路的思考。
如果借用這些文章的意思，那就是在自然科學研究的行業裏，順利拿到博士學位、完成一屆博士後研究員工作，都是進入行業和開始在行業中為人所知，開始從學生走向獨立的、以科研為職業的科學家的必經之路。在博士生和博士後本人來說，不應該有「十年寒窗，一朝登第」的酸腐氣；在博士生和博士後的導師來說，也不應該有表面上桃李滿門，內心中「門生故吏滿天下」，將來好大搞學閥裙帶關係的雞賊氣。我們培養的是具有理性思維方式，具有創造精神，敢於質疑權威和發揚真理的科學家，不是在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科舉環境中只知道「秀才」（種種千山萬水、五湖四海的優秀青年）、「舉人」（種種傑出青年、百千萬人、長江學者、各路獎項）、「進士」（各路系主任、院長、院士）這般的名利階梯的徒子徒孫和學者型官僚。
中國科研科舉化和官僚化
當然，現實的環境，中國歷史文化基因（或者說制度基因，借著名經濟學家許成鋼語 ）中的頑固積習，正在十分不幸地把自然科學研究──這個以創造力和個人興趣探索為推動力的領域──從小到老的從業人員都推向科舉化和官僚化的境地。最近有一個行業內的笑話，頗為傳神地刻畫出我們身處的氛圍。
202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年輕得主John M. Jumper，運用人工智慧在預測蛋白質結構方面取得傑出的成果。大家事後分析得出結論，這樣的人在中國大陸的科研環境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從他的年齡段來看，這樣的人在中國大陸的科研環境中，做得最好也正在忙於寫八股的本子和打磨種種帽子的答辯PPT，忙於反覆「凝練關鍵科學問題」，忙於張羅讓各路評審專家各路大佬進士們參加的會議（好去干謁、喝酒、打招呼和送署名文章）。做得不好，連參與這樣表面上求學問實際上求功名──國粹的假道學和真八股──的份都沒有。長期浸淫在這樣的科舉文化裏，長期忙於這樣的八股文創新，哪有時間和精力去完成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研究工作呢？
創造性傳統
科學探索注重獨立思考和挑戰權威，需要允許不同於朝廷和官方的價值判斷和追求，需要發揚人的自證、覺醒和對人的創造精神的尊重。這樣的傳統是從希臘到文藝復興，再到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一路走來的文明傳統，不是八股和科舉的傳統。說的再明白一些，從科學和藝術的發展歷程來看，希臘是悲劇和思辨哲學的開端，也是代數和幾何學的開端。文藝復興中湧現出但丁、米高安哲羅、達文西和拉斐爾，也滋養了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美好年代，即是電氣革命、統計物理學、拓撲和抽象數學與量子力學革命的時代，也是人文學科中總提到的Belle Époque，印象派諸畫家、福樓拜、哈代、波特萊爾、喬伊斯、佛洛伊德、里爾克、褚威格等等文化、藝術群星中閃耀的人物出現的年代。科學的繁榮和藝術的繁榮總在一起發生看來不是巧合，因為它們都需要同樣的創造性傳統。藝術家和科學家對於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有一致的地方，當然也因為如此，他們也要經歷的類似的磨難。
那麼他們的選擇又是什麼呢？其實也不過是大家都知道，卻由於種種原因不能或者不想實踐的大白話──反對權威，崇尚自由，絕對個人自由。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選擇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基因中，其實一直都是曇花一現般短暫和珍貴，我們身在的環境並不鼓勵追求發乎天性的、以自尊自強為依歸的個人主義，我們的文化歷史基因中也沒有這段體現着創造性傳統的DNA，最近的50年或者100年來才勉強培育出了稚嫩的片段，還在歷史的強大慣性的籠罩下，時刻有倒退和消失的可能。要守住這樣的創造性傳統，守住這段來之不易的DNA。
只有國家沒有社會
一段時間以來，筆者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培養的博士生和博士後，已經有不少獨立參與到中國大陸的科研環境中，都在科舉制度中摸爬滾打。筆者經常需要幫去不同科研機構入職的博士生和博士後寫推薦信。但這幾年情況惡化地如此快，現在再給學生們寫推薦信，筆者的內心中其實十分矛盾，因為知道他們要去的環境和我們覺得應該鼓勵科學發現、鼓勵創造的環境正在漸行漸遠。
用人單位看重的不過是朝廷設置的科舉功名，至於學術發展本身，從業人員個性和稟賦的培養，都是第二位，甚至是第n位的。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卷」或「不卷」的問題，而是制度和文化歷史基因的問題。中國大陸的環境中只有官方的價值判斷，不允許有不同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和封建時代的科舉是沒有區別的。這樣只有國家沒有社會（a state without a society）的環境中很難產生原創性的思路和科學。
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帶着沉重顧慮的思考，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才會有這些略帶着憂傷的文字，筆者才會想到要告訴自己和朋友們，要記得世界還不都是科舉的天下，還有想跳出制度和文化歷史基因中可怕慣性的人，還有想進入美好年代的人類群星之列的人。
個人簡歷：
卡洛（筆名），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凝聚態物理學研究從業人員，主要關注量子多體系統中的模型設計和計算方法求解。無聊時寫些介紹科研甘苦的遊戲文章以自遣。詳見其網頁https://quantummc.xyz/。
